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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1915年8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提倡推行阳历，编写新戏，改良旧剧，设历史博物馆，创通俗图书馆、通俗讲演所等，并亲自撰写和倡导语体文。鲁迅日记中，对高步瀛不称“高司长”，一律称其字“高阆仙”，可见私交甚好。笔者认为，这和高步瀛的学术成就很高不无关系。至于顶头上司的身份，则在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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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29日，高阆仙在同和居招饮，参加者多为教育部的同事，颇有庆祝高阆仙由教育部审查处主任升任司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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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所题“同和居”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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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聚餐的同和居饭庄是北京较早经营鲁菜的老字号，开业于清道光二年（1822），原址在西四南大街北口、西四牌楼西南角的一座四合院内。民国初年，掌柜牟文卿请御膳房的袁祥福帮厨，袁祥福凭“三不沾”等宫廷名菜使同和居有了名气。饭庄主营的山东福山帮菜以烹制海鲜见长，烤馒头、三不沾和糟熘系列是名震京城的“三绝”。鲁迅多次光顾同和居，最早的一次是1912年9月1日，鲁迅同许寿裳、钱稻孙从什刹海归来，路过同和居，在这里吃午饭：“午饭于西四牌楼同和居，甚不可口。”可能所点之菜不合口味。1925年，鲁迅住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与西四牌楼仅一公里之遥。2月12日，鲁迅与语丝社成员王品青、章衣萍、李小峰、孙伏园等在家里会谈后同往同和居吃饭。1932年鲁迅回京探亲，原未名社成员台静农、李霁野专程从天津赶来与鲁迅先生见面，邀请鲁迅在同和居共饮。西四牌楼的同和居现已拆除建成街头公园，据资料载，这一老字号现在北京有七家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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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初任社会教育司司长时，鲁迅对上司也有不恭敬的时候，如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股会议上，高步瀛奉命督促鲁迅尽快做出编译宣传封建礼教的海外小说的会议结论，被鲁迅硬生生顶了回去。高司长是传达落实领导的指示精神，鲁迅没有给面子，他居然并不为忤。此后他们的私交是很不错的。1920年4月10日，高阆仙母亲过生日，鲁迅“送公份三元”。这是为上司之母进贺仪。半个月后的4月25日，星期休息，“晚赴高阆仙招饮于江西会馆”。当为高阆仙的谢孝宴。5月2日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以高阆仙母八十寿辰，往江西会馆祝，观剧二出而归”。可见高阆仙为庆祝母亲的寿辰办了两次宴席，且第二次动了戏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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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还记载了高阆仙赠送给自己的许多书籍，如《吕氏春秋点勘》《吴氏平点淮南子》《论衡举正》等。同时，鲁迅也常将其珍爱之书赠予高阆仙，足见二人已超越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8月，由于段祺瑞执政府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佥事职务。高阆仙作为鲁迅的直接领导，14日中午到鲁迅家进行慰问，毫不避嫌。这也是“民国风度”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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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时，鲁迅是该司第一科科长。在此期间，鲁迅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名噪一时；而高步瀛此时获得“学行醇谨，粹然河北大儒”的评价。虽然在政治、教育等一些观点上，鲁迅与高步瀛不尽相同，但鲁迅对高步瀛的学问和人品极为敬佩，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国民党迁都南京后，杨杏佛被刺死，高步瀛知友齐寿山与杨至交，遂辞职回到北平居住，曾因事到南方，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总是向齐寿山询问高先生的情况，尝对寿山说：“当我们同在北京相处时，也不感到阆仙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分散了，总令人常常想到阆仙。阆仙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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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高阆仙先生与他的下属、绍兴周树人在教部同僚，比案削牍，十有余年，气谊弥深，结契无忤。据高阆仙的女儿高淑芳回忆：“（父亲）对于部内工作，或同人品格，从未向家人道过只字片语，举世共知之鲁迅，官名周豫材（树人），在其属下任科长十余年，我在家中，即从来不曾听到提过此人……周氏与我父亲同寅多年，虽各人见解不同，间有龃龉，惟彼此友谊不恶，而周氏对于我父亲也颇敬惮。”这是高步瀛、鲁迅二人关系的最客观的写照。程金造先生则这样评述：“（高阆仙）先生有脾气，个性强，而周树人鲁迅先生，一般人也认为个性强。当高先生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先生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时，就有人猜想，二人必有冲突，不能团结。而事实却是相反，两人相处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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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司长“阴鸷可畏、可恶之极”，高司长“行不违其所学”，鲁迅在饭局内外对待他的两位上司的不同态度，足见他更加看重一个人的人品和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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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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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唱平湖调、刊刻佛经为母祝寿——令人欢喜赞叹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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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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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鲁迅绍兴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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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母亲及绍兴老家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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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有目共睹的孝子。由于父亲去世早，鲁迅的孝心，都倾注在母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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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鲁迅在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购置了一套住房，并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家接到了北京。鲁迅让母亲住最好的东屋，自己则住在客厅外接出的一个小棚子即“老虎尾巴”里。鲁迅出入家里，总能做到“出必告、返必面”，并为母亲买回各种点心。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上海后，将母亲托付给他的学生、同乡许羡苏照看；发妻朱安也一直在母亲身边履行义务。从1930年3月起，鲁迅和母亲开始通信，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鲁迅逝世之前，六年多时间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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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书的是，1916年，鲁迅专门刊刻了佛经，并请了唱平湖调的艺人在周家新台门唱戏，以祝贺母亲六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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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12月是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60元钱，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祝寿自然要摆筵席，要祀神祭祖，周家新台门自然宾客满桌。鲁老太太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为了让母亲高兴，鲁迅还特意邀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是鲁老太太最高兴最欣慰的一天。鲁迅日记1916年12月13日载：“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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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平湖调又称“越郡南词”，简称“绍兴平调”，是流行于浙江省绍兴及其周围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湖调而得名。相传这一曲艺初创于明代初期，成形于清代初期。绍兴平湖调的表演方式为一人自弹三弦说唱，以唱为主，间有说白。2006年，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鲁迅请平湖调艺人唱戏，也为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尽了绵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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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母亲祝寿，除了唱平湖调，鲁迅还专门出资刊刻了佛教名典《百喻经》。孝敬父母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像鲁迅这样通过刊刻佛典广为结缘的例子，在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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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喻经》，是佛教寓言集，原名《痴华鬘》，是印度高僧天竺大乘法师伽斯那所撰，共讲故事98则，号称“百喻”，是一部充满了哲理的书，语言精练古朴，故事多从生活中来，可读性很强。《百喻经》原无单刻本，在浩如烟海的经藏里不易见到，因此流传并不广。鲁迅之所以在浩渺的佛教典籍中选择刊刻《百喻经》，即是为了广为流布此经的一个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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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并不是佛教徒，却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高士。据许寿裳回忆，“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即1914年，这一年鲁迅请购《选佛谱》《三教平心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此外鲁迅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并曾用十三个晚上抄录《法显传》一万二千九百余字。佛籍为鲁迅提供了许多养料，鲁迅总能在佛籍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从《法显传》中，他就看到了“舍身求法”的精神，并在1936年撰写《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认为，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鲁迅是从文艺、哲理的角度研究佛经的，把佛经当作记录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看待。1928年，鲁迅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反被鲁迅说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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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刊刻《百喻经》呢？六朝佛经翻译极盛，在思想内容和文章体式上，对后世影响极大。鲁迅向来爱好魏晋文章，他把《百喻经》当作一部寓言集看待，这是他刊刻《百喻经》的美学出发点。他编印《百喻经》只取经义中的譬喻部分，而去掉了“说法”部分。同时，鲁迅的母亲笃信佛教，为母亲寿辰刊刻佛经以为功德，这则是鲁迅刊刻《百喻经》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