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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席”气象记录师鲁迅笔下的月色和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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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天气状况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比如：“大雪竟日”，“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读之亦美；“风颇大，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看来民国初年的北京城就已经有雾霾、沙尘暴光临了；“昙。风。午大雨一阵，午后霁。晚细雨，夜大雨”，把一天之中的天气变化都记了下来，职业气象观察员也未必会如此敬业；“大风撼屋，几不得睡”，北京的大风，如夜狗吠月，笔者也多有领教；“小风。脱裘”，地气涌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风而雪，草地及屋瓦皆白”，这是1933年的记录，非常写意，在后期日记中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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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鲁迅堪称民国“首席”气象记录师。如果快速阅读鲁迅日记中完整的一年，春夏秋冬、风雨雷电依次从眼前徐徐而过，地气冷了又热了，热了又冷了，时光飞逝，节气变易，天增岁月人增寿、万事万物新生又老去的感觉非常明显，给人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笔者认为，鲁迅热心于记录气象，与其国内学矿、留日学医的“理工科”出身不无关系。他翻译科幻小说，撰写科学论文，作文合乎理性且不堕入虚妄，人文精神中富含科学精神。日记中随手记录的气象，既可视作私人趣味，也可看作是对“观象授时”的重视，对四季轮回的敏感，对岁序更替的审视，这些，都渗透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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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留意月光，日记中对月色有着唯美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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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22日，这一天，鲁迅（当时还是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晚钱稻孙来，同季巿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大约是职位刚刚落实，饭碗得到保障，心情畅快，于是和许寿裳、钱稻孙在广和居AA制吃了一顿晚饭后，看到月色如此之美，可不能辜负好时光，便欣然“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是阴历中秋，“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此时，周树人先生显然想家了。但1913年的中秋节就看不到这一景象，因为他去同乡蔡谷卿家里吃饭，饭毕欲归无车，走到宣武门外才叫上车，“途次小雨，比到大雨。今日是旧中秋也，遂亦无月”，透着一些遗憾。等到本文谈论的1917年的中秋节时，“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既有鸭肉吃，又沽酒而饮，月色如此之美，大龄单身汉鲁迅没有理由不惬意。1926年9月21日，“旧历中秋也，有月”，这一天，移至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月光下干什么呢？林语堂给国学院中人送了一筐月饼，鲁迅和他的同事们做游戏，“投子六枚多寡以博取之！”还真是童心未泯。1931年9月26日，“传是旧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广平访蕴如及三弟，谈至十一时而归”。“佳”字足见其内心之惬意，想来是夜心怀宽畅，谈兴未息，如苏轼在黄州般“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找周建人夫妇谈天。周家老大、老三月夜长谈，与其失和的老二在哪里呢？不禁使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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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关月亮的记述还有：“夜微雨，旋即月见。”“微雨终日，夜月出。”“午后雪止而风，夜见月。”“大风。朗月。”总之都是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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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27日：“大风，霾。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之益昌饭。……夜风定月出。”“风定月出”，寥寥四字，当时情景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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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8日，“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大雷雨一陈。少顷月出”。雨后月出，自然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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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绝交，鲁迅携妇搬至砖塔胡同暂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时，被周作人夫妇追打、辱骂。过了几天，6月16日是小雨，下午霁，“整顿书籍至夜。月极佳”，心情似乎始见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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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记中留意月色相照应，鲁迅作品中常见月色出现，且构成了作品中不可剥离的环境气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日记中的月色是美好的，回忆类散文中的月色也是美好的，唯有小说中的月色是冰冷、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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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是鲁迅经典之作《狂人日记》的第一句话，中国现代文学就这样开头了。鲁迅用“很好的月光”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此后的《药》则是这样开头的：“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营造出一种惊悚、恐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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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中冰冷、凄清的月色不同，鲁迅回忆类散文中所写月色都非常美好。如《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这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和记忆中的闰土，反衬出心目中的故乡与现实故乡之间的巨大反差，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唯美抒情的片段之一，显出了一种温情的含着泪光的思乡之情，读之使人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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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记中记述月色，是无意识的；但在小说、散文中写月亮、月色，却是小说氛围的一部分，绝不是闲笔。他对于月色的留意，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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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的合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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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在中秋节的这次饭局中，出现了怕狗的钱玄同。正是钱玄同将鲁迅带到了《新青年》的酒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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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这次在内，鲁迅与钱玄同在饭局上相遇共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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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十分微妙。二人之间的过从关系，用钱玄同的话讲，“头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鲁迅与钱玄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反映着章太炎门下弟子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则反映着两种文化思想和文化人格的相得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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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都是浙江人，在日本留学时又都受教于章太炎，所以既是同乡又是同门。浙籍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得风气之先，最初比较团结凝聚，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的差异，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随着时局的变幻，章门弟子内部便发生了分化，尤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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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最初相识于民元前在《民报》社听讲，但关系尚不密切，“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还戏称钱玄同为“爬翁”。1913至1916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仅15处，其中收函复函7次，不期面遇于厂甸，章太炎、沈尹默、马幼渔寓所计5次，同席共饭2次，钱玄同专程拜访鲁迅只有1次。1913年，钱玄同索要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还要通过钱稻孙转达信件和转代书籍，可见二人关系尚疏，基本属于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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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鲁迅与钱玄同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1917至1919年三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高达108处，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常常“至夜分去”，甚至中秋沽酒共饭。“夜钱玄同来”几乎是这三年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鲁迅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文中金心异即钱玄同，因林琴南小说《荆生》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鲁迅拿来即用。从此时开始，鲁迅对钱玄同的称谓，也从中规中矩的“钱中季”变为“钱玄同”或直呼“玄同”，钱玄同还偶尔为周作人代领薪水捎至周宅，显示着二人关系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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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切的交往中，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新青年》创办伊始，应者寥寥，“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呐喊·自序》）。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动下，鲁迅才从隐居了近八年的绍兴会馆走出来，答应钱玄同写文章，这就意味着鲁迅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通过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以一篇《狂人日记》投身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对于这段历史，在《自叙传略》中，鲁迅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鼓动，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很多年，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也许将重新书写，所以钱玄同无疑是鲁迅横空出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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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钱玄同密切交往期间，前者对后者直白的文风予以了肯定：“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这是知遇之言。这一时期，在二人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堪称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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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二人的关系开始疏远。1929年鲁迅回北京省亲，遇到钱玄同，竟至于无话可说，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评价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0年2月，鲁迅致友人信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合作编辑《北平笺谱》，郑提议请钱玄同题签，鲁迅不同意，写信说：“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同年底，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谈论钱玄同：“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与此同时，钱玄同也在此期的日记中多次对鲁迅多有不敬：“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可见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和钱玄同已在精神理想和实际行动上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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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钱玄同的疏离，既与个人性情、阅历及人脉关系有关，也与思想状况有关。在人脉关系上，二人矛盾重重。鲁迅对胡适、陈源等“正人君子”向来不满，而钱玄同却一贯与他们交好。1924年，鲁迅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这是怀疑钱氏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钱玄同则认为鲁迅多疑：“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鲁迅对顾颉刚素无好感，而钱玄同则积极支持顾颉刚“疑古”，甚至还为此改名为“疑古玄同”。1929年，鲁迅与钱玄同会面，即当众讽刺钱玄同的名片是四个字的“疑古玄同”，此时恰逢顾颉刚前来，众人皆尴尬不已，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作了如下描述：“少顷，则朱山根（指顾颉刚——笔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言下之意，无疑是将钱玄同与顾颉刚视为一路人而一并排斥。周氏兄弟失和后，钱玄同仍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尤其是当周作人1934年发表《五秩自寿诗》后，钱玄同等人纷纷唱和，这在鲁迅看来，未免“多近于肉麻”：“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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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二人也存在巨大分歧。鲁迅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是对钱玄同“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表示不满。同时，钱玄同反对开设“辩证法”一课也激起了鲁迅的愤慨。钱玄同有“人到四十就该枪毙”的高论，他本人过了四十，还厚着脸皮活下去，鲁迅便作诗讽刺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与此相对应，钱玄同则讽刺鲁迅是“左翼公” “左公”，并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 “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凡此种种，无不反映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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