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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2日，午后到浦口，渡扬子江换宁沪车，夜抵上海，寓上海旅馆。3日，晨乘沪杭车，午抵杭州，寓清泰第二旅馆。4日，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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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日开始，鲁迅每天应酬老家亲房邻居。5日下午传梅叔来。8日收理书籍。9日下午心梅叔来。17日夜方叔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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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方叔”是鲁迅的堂祖周子传及其夫人的独生子周鸣山，鲁迅和他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周鸣山谱名凤岐，小名方，周氏兄弟称之为“方叔”，是周氏家族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洋务的第一人，被开除后回到绍兴一家学堂任英文教师，又因为与一个人称翠姑奶奶的中年寡妇私通，被校方以有伤风化为名开除教职，妻子去世后便娶翠姑奶奶为妾。周鸣山后来在绍兴南街施医局做事，因痔疮久治不愈，鲁迅1919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还有“为方叔买膏药二枚，寄三弟转交”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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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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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传叔祖母12月17日为儿子周鸣山办完出殡之事，中间仅仅隔了一天，12月19日就张罗着为鲁迅一家饯行，这实在超出了许多人的经验判断。传叔祖母显然并没有因儿子去世之事受到影响，而她的饯行，显然也并没有得到鲁迅的好感，怪不得在鲁迅的作品中，她会以“衍太太”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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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7日和8日，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一连写下两篇忆旧文章《父亲的病》和《琐记》。在《父亲的病》中，鲁迅第一次提到“衍太太”：“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把教唆自己“犯下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的罪责，加在了“衍太太”头上。到了《琐记》中，他又对“衍太太”实施了全面清算。这篇文章采用了先扬后抑、欲取姑予的“战法”，开篇先对这位叔祖母高度评价：“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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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写了两件令他极度不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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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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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写“衍太太”用春宫图侮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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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写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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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写“衍太太”用流言蜚语污蔑他，甚至把她当成了逼迫自己背井离乡到南京去学习洋务的罪魁祸首。鲁迅的回忆中显然掺杂了怨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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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琐记》中第一次提到的“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和第二次谈到的“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男人”。前一个男人是“衍太太”的丈夫周子传，后一个是与她有通奸嫌疑的侄子辈的男人周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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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衍生小名五十，生于1854年12月19日，比周子传小两岁，比周伯宜大6岁，是周伯宜的同辈堂兄，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堂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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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中介绍，周子传夫妇连同周衍生、周伯宜都是有鸦片烟瘾的人。1893年周福清科场案发生后，周子传连夜带着500块大洋的巨款到会稽知县俞凤冈的衙门里行贿，遭拒绝后又连夜赶回，因路上受到惊吓而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叔叔辈的周子传去世之后，独身未娶的周衍生便住进周子传家，与子传太太发生了私情。鲁迅所谓的“衍太太”，就是周衍生太太的意思，这是作为晚辈的鲁迅，为周子传太太所起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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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对这件事十分反感，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后记》中说：“介孚公（即周福清）向来是欢喜谈论人家的短长的，因之往往谈到衍太太的那一件事，一而再的谈论不已。”并且周福清还与人发生争论，本族中有人认为他们近在咫尺，年龄相近，而又正是一鳏一寡，虽然有乖伦常，却也是人情，何必一再的刺刺不休呢？介孚公听了大不以为然，于是反驳说道，那么猪八戒游盘丝洞也是合乎情理的了。祖父的态度对于鲁迅肯定会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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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由于小说情节的需要把衍太太搬到了父亲去世的现场。但据周建人晚年回忆，父亲去世前，让鲁迅大叫“爹爹”的是长妈妈，而不是被鲁迅称为“衍太太”的“子传奶奶”：“善知过去未来的长妈妈突然催促我大哥：‘大阿官，叫呀，快叫呀！’……我记不清我们哭了多久，总之，很久很久，祖母来了，也哭，子传奶奶、谦叔、谦婶、玉田叔祖母统统都来了，他们都再三劝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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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衍太太”这个人物身上，被鲁迅赋予了太多个人的感情色彩，类似于一个不太光彩的反面角色。这都是鲁迅离开故乡很久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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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叔祖母饯行的这天晚上下着雨，但没有资料显示席间发生了什么事。之后，鲁迅继续整理行装。21日晚“心梅叔来。夜理行李粗毕”。22日“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溇扫墓，晚归”。23日雨，“午后画售屋押”。这是变卖新台门周宅。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居住，离开故乡的当天还受了伤，鲁迅的心情肯定是十分郁闷的。本月29日，鲁迅和母亲一行到了北京，从此再没有回过老家。1927年10月后，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离绍兴200公里左右，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民国，这点距离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其中的原因颇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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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这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那种热情呼告式的爱截然有别。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鲁迅致许寿裳信）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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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南宋的临时首都。1131年，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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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5页）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词：“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一种呼应。当然，鲁迅的赞美也是清醒的赞美，他同时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这种批判展示了鲁迅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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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概言之，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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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他饱尝了从小康坠入困顿后人们的欺侮和世俗的冷眼，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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