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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鲁迅对于母亲的孝道。辛亥革命后，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离开了他的旧式婚姻，离开了一种樊篱式的文化语境。他不愿提及故乡，因为那儿有他的难言的要时时逃避才能安静下来的隐痛，这种痛，是困扰着“五四”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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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离乡即是这次变卖绍兴老屋后。而变卖老屋，用鲁迅自己的话讲，是“为族人所迫”——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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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乡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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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他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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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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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这是与故乡的永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恶，为何至于如此，连他自己都“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他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的精神的根基忽焉其上，忽焉其下，无从着落，此情此境，怎不令人长歌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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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的创作，处处显出一种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故乡形象，充满了冷寂与荒凉。如《孔乙己》《明天》中的S城和鲁镇是沉寂和冷酷的，《故乡》中的小城是荒凉萧索的，《论照相之类》中的小城是蒙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随感录·五十六》中的小城是落后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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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的后期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在《忽然想到》中，鲁迅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后集成《朝花夕拾》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回忆性散文的扛鼎之作，百草园、三味书屋、鲁镇等鲁迅笔下的绍兴地名，便有了现代文学发轫之初的某种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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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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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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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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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午宴买宅时赠物者——周府的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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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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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鲁迅八道湾11号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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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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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时，有时别人请他到家中坐席饮宴，如1914年4月30日记云：“晚徐吉轩招饮于其寓，同席者齐寿山、王屏华、常毅箴、钱稻孙、戴螺舲、许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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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鲁迅也在家中设宴请友人，则显得比较隆重，如1920年3月14日记云：“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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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感谢他乔迁八道湾新居时给他赠送过东西的15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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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10日，鲁迅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8月19日买罗氏屋成，11月4日收房屋讫，开始装修；11月21日，黄道吉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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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宴请的同乡同事都是什么人？给他送了什么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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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鲁迅日记可知，从1919年8月鲁迅准备买房到11月下旬迁入八道湾11号宅，同乡同事给鲁迅赠物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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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佩、潘企莘、李遐卿合送椅子四个；陶书臣赠铁制什器五件；宋子佩赠茶一包；许诗荩来并致铭伯先生及季巿所送迁居贺泉共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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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迁之前的情况。其中许铭伯、许寿裳和鲁迅关系特殊，似乎各贺10元，是仅有的以钱币作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