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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由于小说情节的需要把衍太太搬到了父亲去世的现场。但据周建人晚年回忆，父亲去世前，让鲁迅大叫“爹爹”的是长妈妈，而不是被鲁迅称为“衍太太”的“子传奶奶”：“善知过去未来的长妈妈突然催促我大哥：‘大阿官，叫呀，快叫呀！’……我记不清我们哭了多久，总之，很久很久，祖母来了，也哭，子传奶奶、谦叔、谦婶、玉田叔祖母统统都来了，他们都再三劝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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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衍太太”这个人物身上，被鲁迅赋予了太多个人的感情色彩，类似于一个不太光彩的反面角色。这都是鲁迅离开故乡很久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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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叔祖母饯行的这天晚上下着雨，但没有资料显示席间发生了什么事。之后，鲁迅继续整理行装。21日晚“心梅叔来。夜理行李粗毕”。22日“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溇扫墓，晚归”。23日雨，“午后画售屋押”。这是变卖新台门周宅。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居住，离开故乡的当天还受了伤，鲁迅的心情肯定是十分郁闷的。本月29日，鲁迅和母亲一行到了北京，从此再没有回过老家。1927年10月后，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离绍兴200公里左右，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民国，这点距离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其中的原因颇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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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这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那种热情呼告式的爱截然有别。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鲁迅致许寿裳信）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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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南宋的临时首都。1131年，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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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5页）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词：“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一种呼应。当然，鲁迅的赞美也是清醒的赞美，他同时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这种批判展示了鲁迅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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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概言之，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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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他饱尝了从小康坠入困顿后人们的欺侮和世俗的冷眼，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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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鲁迅对于母亲的孝道。辛亥革命后，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离开了他的旧式婚姻，离开了一种樊篱式的文化语境。他不愿提及故乡，因为那儿有他的难言的要时时逃避才能安静下来的隐痛，这种痛，是困扰着“五四”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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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离乡即是这次变卖绍兴老屋后。而变卖老屋，用鲁迅自己的话讲，是“为族人所迫”——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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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乡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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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他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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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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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这是与故乡的永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恶，为何至于如此，连他自己都“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他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的精神的根基忽焉其上，忽焉其下，无从着落，此情此境，怎不令人长歌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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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的创作，处处显出一种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故乡形象，充满了冷寂与荒凉。如《孔乙己》《明天》中的S城和鲁镇是沉寂和冷酷的，《故乡》中的小城是荒凉萧索的，《论照相之类》中的小城是蒙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随感录·五十六》中的小城是落后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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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的后期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在《忽然想到》中，鲁迅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后集成《朝花夕拾》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回忆性散文的扛鼎之作，百草园、三味书屋、鲁镇等鲁迅笔下的绍兴地名，便有了现代文学发轫之初的某种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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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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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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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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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午宴买宅时赠物者——周府的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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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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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鲁迅八道湾11号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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