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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个月,鲁迅的窘境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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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向许寿裳借款100元;4月5日,向齐寿山借款50元;4月7日,竟然卖掉了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40元;4月12日,竟然不得不贷款:“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4月27日,久旱逢甘霖,收到了先一年12月上半月工资150元,但只顾得上给齐寿山还20元;4月29日,为了取区区34元代课费,还专门往女高师跑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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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鲁迅(后排左一)与周作人(前排左一)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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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从山本医院出院后,因人多嘈杂的八道湾不适宜疗养,鲁迅甚是着急,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寻找休养的房间。5月27日清晨,鲁迅携工往西山碧云寺,租定碧云寺内般若堂西厢房,作为周作人的养病处。这天整理完毕,午后经过海甸停饮,一时大醉,当为借酒浇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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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周作人到香山碧云寺休养,9月21日返寓。鲁迅曾先后借款700元用作医疗费用。其中碧云寺三个多月的租金是100元,7月18日和9月17日各付50元。有零有整,似为友情价,或者一口价。这其中的6月11日对鲁迅而言是个欢畅的日子,他一次性收到当年1月、2月两个月工资共计600元,不仅马上还掉了义兴局的200元贷款和6元利息,还为直隶水灾捐款15元,付煤钱27元,此后一段时间再没有向别人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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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皇庆元年(1312),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1331),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正德十一年(1516),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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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碧云寺养病期间,潜心研读佛经,以消遣苦闷。鲁迅此前和此后也经常给他买佛经,并在星期天到西山探望。现存有鲁迅此段时间写给周作人的17封信,鲁迅对周作人关切之深一望可知。“汝身体何如,为念”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大夫要求每天早中晚散步三次,鲁迅则嘱咐“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以不疲劳为度。”“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日本医护人员)之所谓深呼吸耶,写出备考。”周作人附近住了一位“疑似肺病之人”,鲁迅便劝慰他不要紧张,但也不要到那人窗下。在周作人休养的三个月中,鲁迅患小恙数次,却从不向家人说起,只是自己吃点药,休息两天,但对周作人的关切远胜对自己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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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期间的周作人潜心研读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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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有着冷静的咏叹,还是很励志的。当然,他之所以能如此咏叹,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为他奔波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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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失和前,周作人一直生活在鲁迅的庇护之下。鲁迅自己承受着艰辛和痛苦,为周作人搭出遮风挡雨的温室,使他成名成家。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帮助,周作人日后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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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和孙伏园饮酒甚多谈甚久——副刊的起首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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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2年1月27日(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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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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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孙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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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寿裳手抄本《鲁迅日记》,1922年1月27日,“晴,雪。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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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之夜邀请孙伏园“饮酒甚多,谈甚久”,足见鲁迅与孙伏园非同寻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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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与鲁迅是绍兴同乡,1911年,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堂长(校长),两人是师生关系。到北京后,孙伏园与鲁迅交往甚密,两人亦师亦友。鲁迅去西安、厦门、广州,孙伏园也一路随行。甚至鲁迅定做衣服,孙伏园也会陪同。1924年6月30日,“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下午同伏园至门匡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角,又至劝业场一游”。1942年4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所收文章生动翔实,不溢美,不隐恶,坦白诚实,非常好读。在孙伏园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卓越的文人,并不是普通意义上“文化革命的主将”“革命家”“思想家”,所以他笔下的鲁迅是“非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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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迅与孙伏园都是绍兴人,彼此交谈有时用绍兴土话,其准确程度往往胜于书面语。语言上的贴近使两人感情上自然贴近,一些鲁迅不愿与别人提及的话题,倒愿意与孙伏园谈论。孙伏园记述,鲁迅的祖父是周福清,父系亲属多住在绍兴城内都昌坊口,母系亲属住在绍兴东乡安桥头。鲁迅学医是由于牙痛,他的知交有陈仪将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孙伏园独家记叙了鲁迅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背景以及文章的意蕴,都是外人不可能知晓的文学史料甚至心理背景。比如关于孔乙己,据鲁迅对孙伏园所言,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孟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描写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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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提到鲁迅时也经常提起孙伏园,那是由于孙伏园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先后担任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主编,并创办了《语丝》周刊,而鲁迅应孙伏园之约,在这三个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更多地围绕《晨报副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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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副刊》可以说是副刊的“起首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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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是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这四大副刊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影响深远,其中北京的《晨报副刊》更被周作人称作“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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