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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每天六版，是进步党人物汤派（汤化龙）的喉舌，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晨钟报》最初由清末进士、四川广安人蒲伯英（1876—1934）主持，时任汤化龙私人秘书的李大钊任编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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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钟报》创刊伊始，便重视文艺副刊，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新文艺“犯当世之大不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五四”运动前后，《晨钟报》是《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所出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均为中国报刊之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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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晨钟报》改组为《晨报》，翌年2月7日，改革第7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使副刊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这样，虽然《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其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成为助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晨报副刊》开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民主改革的先河，而在右翼或中间派报纸上办好进步副刊，也是中国现代报刊史、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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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晨报》第7版开始由孙伏园主编。1921年10月12日，孙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独立发行，报眉印有鲁迅拟就的“晨报附刊”字样，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同一张报纸，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披露，原来“附刊”之名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登载学术文艺，随同《晨报》附送，那么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同时，进士出身的《晨报》总编辑蒲伯英善书法，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孙伏园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除报头名为“晨报副镌”外，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见该书《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编者先后为孙伏园、刘勉己、丘景尼、江绍原、瞿菊农、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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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主编《晨报副镌》后，注重从白话、标点、学术性、民主性、趣味化等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副刊的影响，并约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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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副刊》于1921年12月4日起开始连载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1922年2月22日刊登完毕。巴人是鲁迅的另一个笔名。应该说发表《阿Q正传》，证明了孙伏园过人的胆识。《阿Q正传》的发表，使鲁迅名声大震，孙伏园也因此成了知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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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伏园回忆，鲁迅的作品除发在《新青年》外，大都寄给《晨报副镌》了，计有50余篇，除《阿Q正传》外，还有《不周山》《肥皂》，以及杂文、学术论文和译文。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也发表于《晨报副镌》，这个被金介甫称作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如一颗新星于此冉冉升起。以冰心《斯人独憔悴》为代表的“问题小说”，朱自清、刘大白等的新诗，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周作人的杂文，孙伏园的游记及戏剧介绍，无不展露着“五四”的时代风貌。当《晨报》在政治上渐失进步作用时，孙伏园通过致力于发展新文学，保持了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如周作人的一批文艺评论文章、冰心寄小读者的篇什、汪静之等湖畔派诗人的诗作、陈大悲等发起的非职业的爱美剧运动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深具影响。特别是1923年至1925年，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在京刊物《文学旬刊》也附在《晨报副刊》上出版，它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一道，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形成，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成为“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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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起，到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作为《晨报》记者随行报道。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孙伏园任主编。1924年12月，《京报副刊》创刊，也是孙伏园任主编。孙伏园和鲁迅这四五年可以说是在工作上配合得比较密切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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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之后，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由徐志摩接编，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总体上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除了倡导新格律体诗对新诗发展有促进作用，提升了现代新诗的艺术品质外，在整个大的文学背景上，徐志摩均不及孙伏园任主编时的成就，《晨报副刊》于此便渐渐衰落，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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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认为，20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版，第44页）。《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既有文坛思想过招的原始材料，又有文学观念论争的全景记录，甚至经历和见证着一些大的文学事件，并和其他期刊媒介一道，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契合着“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说，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晨报副刊》参与了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进程中的文化指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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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周氏三兄弟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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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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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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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周氏三兄弟及周府家人、孙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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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云：“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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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不逢年不逢节，也不是纪念日，是北京八道湾周宅中一顿普通的晚饭，唯一的客人孙伏园与周氏兄弟十分熟悉，唯一的由头是周家老三周建人到北京探亲后，将返上海。其时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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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这顿小型家宴是周氏三弟兄“最后的晚餐”。确切地讲，是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之前，三兄弟最后一次在周宅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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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前者以唐·吉诃德式的征战成为新文学的斗士，后者以哈姆雷特式的坚忍成为新文学的思想者。周氏兄弟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可视作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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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患难与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携手介绍欧洲文学，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投入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时代猎猎作响的两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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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唱和有加——“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兄弟天各一方便酬唱以诗，挂怀不已，此情此景，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讲，可谓“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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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手足怡怡——鲁迅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兄弟见面后，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同时，周氏兄弟书信往返极繁，特别是1921年竟达17个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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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形影不离——自1919年11月21日移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常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足见情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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