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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素朴静穆，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意趣高远，手法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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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鲁迅说：“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陶元庆遂在创作封面时把棺椁与坟相排列，色调低沉、肃穆，饱含着死亡的气息，强烈传达出鲁迅作品的寓意。此书的扉页画是一只猫头鹰站在方形的墓志边上，是鲁迅自己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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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绥惠略夫》原由商务印书馆以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2年出版，满版装饰黑线、火炬、书、葡萄藤、安琪儿、花带等，非常繁琐，1927年改《未名丛刊》由北新书局出版时，换用了陶元庆的封面，封面上部的矩形装饰是用汉画式的人物侧影及斧、锯等工具构成，形式虽为传统的汉画，但很有新意，突出表现了工人的特点，面目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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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朝花夕拾》的封面上，陶元庆以亭园草木衬以古装仕女，寥寥数笔勾画出了颇有中国风味的景色，图案精巧，神灵飞扬，赫然有宋词之风。这种既有传统又有新意的创作，是陶元庆突出的艺术特点，也是20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潮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洗礼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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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满心喜爱和赞赏陶元庆，常常不惜褒奖，两人交往甚密。鲁迅多次赠书和宴请陶元庆，陶元庆更是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对鲁迅执弟子礼，经常赠送画作、画信片、家乡的火腿，甚至从西湖边采撷来的梅花。1926年8月26日，鲁迅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陶元庆也依依不舍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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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元庆同时代的艺术家对陶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如陈抱一在1929年《回忆陶元庆君》中说：“陶君的作品……富装饰感……看他的作品全体的气概的特象，与其说是健重的、丰丽的，宁说是柔弱的、阴沉的。但所谓柔弱阴沉，在他的作品上决非不好的意味，因为那确是纯真的根据，他自己本能的观感所表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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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妒英才，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心脏衰竭英年早逝，年仅37岁。陶元庆的逝世是刚刚发轫的中国新文学书籍装帧艺术界的重大损失，同样也是中国新文学的重大损失。鲁迅对陶的逝世深感悲痛，并从自己的稿酬中捐出三百元，托许钦文在杭州西湖畔买了三分多地，为陶元庆置办了坟园——元庆园，且将陶元庆所创作的部分封面画托人携至杭州交许钦文陈列在元庆园。陶元庆逝世三年后，鲁迅在《陶元庆的出品》一书中题曰：“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乌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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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在其流星般短暂的艺术生涯中，用现代美术语言，抒发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创造了新文学史上堪称绝品和神品的封面画，那些富有标志和徽识意味的封面不仅修饰了新文学，也参与了对新文学思想主旨的表达，为“五四”以降的书籍装帧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说，陶元庆开创了现代文学装帧艺术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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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二许相争”的醉宴——按“小鬼”之头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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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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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西三条胡同鲁迅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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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许羡苏、许广平、俞芬、王顺亲及鲁迅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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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25日是端午节，鲁迅请许羡苏、许广平、俞芬、王顺亲等人在家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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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人除许广平外，都是绍兴人氏。其中许羡苏、王顺亲同时也是周建人在绍兴的女学生，其时在北京生活读书。这类绍兴人的聚餐很常见，前述1月25日鲁迅设宴招待陶元庆亦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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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的饭局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许广平的到来使鲁迅醉酒，二许相争后，鲁迅暴露了自己的感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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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1898—1968），祖籍福建。有趣的是，鲁迅对闽客、闽菜都不甚喜欢（参见本书《劝业场之聚》一文），却选择了一位福建女子作为自己的伴侣。许广平参加过“五四”运动，25岁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两人1925年3月开始书信往来，这年4月12日，许广平第一次来到鲁迅家后，两人关系逐渐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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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前及此时，与鲁迅关系更为密切的女子却是老乡许羡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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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羡苏（1901—1986），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她。有一段不短的时期，她住在鲁迅家里帮助料理家务，如同家庭中的一员。许羡苏是青年作家许钦文的四妹，也是早在许广平之前最有可能与鲁迅结合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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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许钦文兄妹从绍兴来到北京，20岁的许羡苏原拟投考北京大学。她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为了解决住处就去八道湾找周建人，住进了周宅，意外地得到了鲁迅母亲的热烈欢迎。因为许羡苏不但能讲地道的绍兴话，而且接触面广，谈起绍兴的人情世故头头是道，深合母亲的胃口，很快就成了老太太的知音。后来她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住校，但星期日和假日必去周宅和老太太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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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一次见到许羡苏是在母亲的房间。1961年，许羡苏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成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供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参考，文中说，她第一次见到鲁迅时，“只记得他给了我一个很严肃的印象，不多谈，进来转一转，看见有客就出去了。因为我是建人先生的学生，不是他的客人，叫老太太作太师母是从建人先生的关系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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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对许羡苏的照顾可以说是尽心竭力，甚至“组团”帮助她。许羡苏考取女高师后就遇到了麻烦：她是留短发的，而学校当局不准女生留短发。女高师校长毛邦伟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因此，鲁迅特地前去疏通过几次，毛邦伟竟不买账。为表示声援，周作人愤而于1921年9月2日“寄还女高师聘书”（女高师即后来的女师大），女高师两次派人来表示妥协，并再次送来聘书。6日，周作人陪同许羡苏去女高师报到并做保证人。这件事情被鲁迅写进了两篇文章中。一篇是10月初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其中特地指出女学生剪了发，“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另一篇是五年后的《从胡须说到牙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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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髫或S髫。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发顶秃到近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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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说的M先生就是毛邦伟。由此可见，鲁迅对许羡苏的关怀还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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