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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用中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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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与鲁迅同在一个饭桌上时，尚不是日本政坛的要紧人物。他在4年后的1929年才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逐步向政治核心靠拢。这是一个思想比较温和的敌人，可以从他与鲁迅联系办理的一件事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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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战争期间，一个日本科学家西村真琴（1883—1956）到上海，在闸北里弄“三义里”废墟中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就带回家饲养。不想第二年鸽子死了，他很伤心，就画了这只鸽子的像，寄给鲁迅，请他题诗。鲁迅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三义塔》诗，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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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三义塔并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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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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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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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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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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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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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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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一开始就强烈谴责了侵略战争，并明确提出“斗士诚坚共抗流”，反对侵略的态度很明确。“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说中日两国的人民终将战胜侵略浊流和战争劫波。因此，鲁迅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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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村还给鸽子造了一座墓，建了一座石碑，请重光葵题写了墓碑，重光葵此时的身份是外务省次官。重光葵于碑阳题写了“三义塚”三字，落款是“昭和八年三月建 重光向阳题”，在碑阴题有俳句：“三义里之灵，此地永安魂。人皆为动心。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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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真琴绘受伤鸽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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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西村造鸽子塚，鲁迅的题咏和重光葵的题诗，都含有反对日军发动事变的内涵。西村本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和对和平的渴望，鲁迅则是抨击“霆击寒村灭下民”，反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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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重光葵的态度复杂一些。一方面，他是日本的外交官，政治上自然以维护日本扩张主义为主。但另一方面，他在对华策略上追随的是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主张协调外交，反对采用武力强权的粗暴行径。“一·二八”战前，重光也曾试图阻止用蛮干方式解决问题，而战争就在他被召回日本期间发生了。王锡荣先生撰文认为：“虽然他战后也参加了‘祝捷大会’并被炸断腿，但是在1933年，从他作为日本外务省次官，为三义塚题诗的态度中，却可以看到他对日方挑起这场战争有所保留的态度。”（王锡荣《那些与鲁迅交往的日本人》，《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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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特别是鲁迅与日本人杯盏间的交往，是鲁迅文学辐射力和自身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这些交往，给鲁迅带来过欢悦，也带来过困惑与隔膜。诚如王锡荣先生所言：“这些既是鲁迅生活的一部分，又给鲁迅带来了很多羁绊与灾难，鲁迅与日本人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但鲁迅始终是鲁迅，他始终以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方式，回答人们的一切理解与不理解，友好与猜疑，甚至攻击和污蔑。有人说鲁迅如果活到1937年以后，他可能躲不过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了解了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史，我想足以打破那些隔膜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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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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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公宴太虚和尚——只是平平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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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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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厦门南普陀寺“无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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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太虚大师、鲁迅、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僧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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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云：“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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