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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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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东堤晚酌——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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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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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广州东堤一景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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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许广平、许寿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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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0日鲁迅日记云：“晨同广平上小汽船，午后回校。……下午广平同季巿来，偕至季巿寓，晚往一景酒家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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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有两个看点：鲁迅当天从香港演讲归来；许寿裳经鲁迅介绍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有了新的工作。所以，1927年2月20日的这个饭局，虽然仅仅是鲁迅、许寿裳、许广平三人的小聚会，但意义比较特殊，既是接风宴，又是庆祝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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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次饭局，鲁迅仅在日记中有所记述，但饭局的另一当事人许寿裳记述甚详。据许寿裳回忆，他到广州“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许广平）见访，始知鲁迅先生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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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鲁迅因足受伤事，指2月4日，鲁迅同廖立峨等游毓秀山，“午后从高处跃下伤足”。“东堤晚酌”，即指2月20日到一景酒家的这次饭局。“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指2月21日三人去国民餐店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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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迅日记，此后十余日，果然有很多三人一起下馆子、喝茶、看电影的记录。所涉饭馆有：大观茶店、国民餐店、福来居、松花馆、珠江冰店、东方饭店、晋华斋；饮茗之处有：陆园、大新公司、拱北楼、陶陶居等处；看电影的场所有：国民电影院、永汉电影院等。可以看出，鲁迅想通过这种豪兴的方式宣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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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大钟楼”（作者摄于2017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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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18—20日，即这次饭局之前，鲁迅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大光报》的邀请赴港，做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场经典的演讲。鲁迅的香港之行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新文学运动，深刻地影响了香港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香港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香港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事件。在赴上海的轮船上，鲁迅写了《再谈香港》，讲述他曾三次赴香港，两次是途经香港，记述了他于同年2月28日途经香港时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查关”的无理待遇，感慨地说：“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可以说香港给鲁迅的印象难以言说又难以磨灭，而“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之语，流传甚广，委实可见先生深刻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近乎空白，但香港的新文学至少在20年代即鲁迅来港之前便已开始发生。1927年，鲁迅在香港亲手点旺了新文学之火，为当时香港保守的文化气氛带来冲击，鼓励了从事新文学的青年，影响了日后香港现代文学的书写，此后任何时候检视，都可以将其看作是香港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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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0日的这次饭局，也是鲁迅欢迎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的一次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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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是已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邀请的。许寿裳19日到广州，在旅馆中住了一夜，第二天鲁迅从香港演讲回来后，即安排了这次饭局，同时迎他往中山大学的旧式建筑“大钟楼”同住一室。许寿裳在该校讲授教育学和西洋史。在与鲁迅再度共事的这段时间里，如前所述，他们和许广平常一起下馆子、喝茶、看电影，豪兴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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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鲁迅住在中山大学来客频繁，影响工作，故在校外觅房。3月29日偕许寿裳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分一间房子给许广平居住，以便做助手的工作和代为料理生活事务。白云楼“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鲁迅和许寿裳都“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他们一直同住到6月5日许寿裳离开广州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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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说：“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这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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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许寿裳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前者比后者小2岁，两人相识相交长达35年，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先是许寿裳介绍鲁迅先后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又同时因女师大风潮被教育部免职，后来是鲁迅介绍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二人谁也无法离开谁。他们的关系，“平时有似兄弟怡怡，十分友爱。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许广平语）。鲁迅与许寿裳亲如兄弟，同仇敌忾，无患得患失之心。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像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像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这其中有同乡之情，有同窗之谊，更有兄弟之情。许广平叹曰：“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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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推入血泊。很快，广州也陷入白色恐怖。15日，蒋介石命令在广州实行戒严，由钱大钧任“戒严司令”，调遣军队向共产党各机关进攻，屠杀共产党员、工人、进步青年三千多人，中山大学许多革命师生亦被捕、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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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离开笼罩着‘铁窗斧钺风味’的军阀统治的北方，奔向南方，万不料落入了更坏的处境，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了。”（［俄］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评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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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许寿裳是追随鲁迅到广州的，见此情形，为支持鲁迅，也跟着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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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先生的行为，让我们想起了古代的义士。此前在北京，鲁迅被章士钊非法撤职，许寿裳就和齐寿山毅然辞去教育部的工作以示抗议。这次在中山大学，又以辞职的形式声援鲁迅。“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许广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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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许寿裳由于在北平公务繁忙，不能赴上海奔鲁迅之丧，禁不住失声恸哭。据他后来说：“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许寿裳在唁电中说：“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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