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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云楼风波”被有的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因为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林语堂对鲁迅状告李小峰“索取版税之权”加以讥刺，说明虽然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施行细则》，但林语堂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把“索取版税之权”看成是一种非仁义的举动。这种认识并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有局限性的认识或觉悟。林语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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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云楼事件”为转折，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林语堂在日记中很少提及“鲁迅”二字，与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则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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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之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等文章来回敬。二人不仅文章中有斗争，生活中也有斗争。后来，另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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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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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提倡“性灵派文学”，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鲁迅便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讽刺“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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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他这样写：“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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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林语堂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此番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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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史沫特莱安排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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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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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斯拉巴雅”西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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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夫妇并海婴、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叶绍钧、茅盾、史沫特莱等共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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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17日鲁迅日记云：“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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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友人”指“左联”诸人和第一次见面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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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声名日著，吸引了不少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的关注，除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还包括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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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沫特莱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1930年3月曾为《萌芽月刊》撰稿。1931年起协助鲁迅搜集、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1932年春与鲁迅等参加营救牛兰夫妇。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鲁迅病重时曾为延医诊视。抗战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史沫特莱也翻译过鲁迅的作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及《写于深夜里》均由她译成英文，在美国进步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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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4日是阴历八月初三，“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这天是鲁迅50岁生日，治面见饷，简简单单，吃的差不多就是“长寿面”，典型的中国风味。此前的9月17日，鲁迅还过了一次特殊的生日，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希望借鲁迅的生日搞一次隆重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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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寿辰聚会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等，叶绍钧、茅盾也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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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后来在其《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述了这次饭局。这是鲁迅饭局中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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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我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他虽然不用英语讲话，但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与之交谈。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还有一个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充满个性的和谐与魅力。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土块那样，看上去十分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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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史沫特莱也提到了这次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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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他50岁生辰的庆祝席上。我想那是1929年吧（实际上是1930年——笔者注）。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集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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