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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后的6月3日，鲁迅投桃报李，回赠郁达夫一瓶酒，这使二人看起来多了一层饮食之交。鲁迅日记载：“下午达夫来，赠以陈酒一瓶。”同日郁达夫日记载：“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出去看鲁迅，谈了一小时的天。临走他送我一瓶陈酒，据说是从绍兴带出来者，已有八九年陈色了，当是难得的美酒，想拣一个日子，弄几碟好菜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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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请客的陶乐春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浙江路“小花园”，是一家川菜馆，店面不大，但很雅洁，味道正宗，擅煲吕宋大排翅，以办十几元的上等席面为主打。当时，海派四川风味已成洋场的新时尚，而陶乐春执其中牛耳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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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南云楼风波——与林语堂像一对雄鸡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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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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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南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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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李小峰、林语堂及夫人、郁达夫、矛尘（章廷谦）、杨骚、章衣萍、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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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云：“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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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林语堂于1925年底始有来往。鲁迅是“80后”，浙江人氏，林语堂是“90后”，福建人氏。前者比后者大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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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归国初期与鲁迅甚为相得，是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急先锋”。《语丝》时期，鲁迅借林语堂文章中的英文“费厄泼赖”一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他要打的“落水狗”，是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这里边当然存着时代的局限，但“打狗运动”把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然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并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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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认为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于是，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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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思想道路，显然地，也是很正常地出现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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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之间的分歧，追根结底，是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所以，林氏在上海创办《论语》等，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但是，林氏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所关注的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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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8日，在这场由李小峰召集和做东的饭局上，便发生了著名的“南云楼风波”，这是鲁迅与林语堂第一次正面的思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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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原因仍然和一场庭外调解的官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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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成功调解的官司，当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是反对者之一，所以在饭局上语带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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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风波的过程，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正面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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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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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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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当天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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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日记中又是怎样记述的呢？记录林语堂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生活的手写日记，曾出现在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预展上。据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的一位经理讲，这本日记15年前出现在市场上，当时并未引起太大注意。但是，日记的出现，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证据，甚至提供了许多破解文坛公案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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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8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记述的正是“南云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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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骂”二字显示，这两位文坛巨匠当时真是放下斯文身段，大闹过南云楼。不过，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咬牙切齿的感觉，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前者不愧是杂文祖师，后者不愧是幽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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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云楼事件，“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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