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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那个时代是思想界的先驱，他自己意识到，作为先驱，必须具备离经叛道的精神，必须具备蛇一般纠缠不休的韧性、一噬致命的毒性。1919年，《新潮》编辑向鲁迅征询对杂志的看法时，他即指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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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骂鲁迅是“老毒蛇”，虽然不无谩骂的色彩，但不得不说，她的骂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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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邀一妓略来坐——给一块钱就走的“打茶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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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2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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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同宝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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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全寓十人（鲁迅全家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包括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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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16日鲁迅日记云：“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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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一妓略来坐”这六个字颇吸引眼球，一些以“倒鲁”为己任的文人雅士据此大做文章，认为鲁迅当天晚上有嫖娼狎妓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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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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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阁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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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青莲阁是沪上闻名遐迩的老字号茶楼，原名华总会茶楼，曾被列为“上海洋场一景”，现在是上海外文书店总店。资料载，茶楼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摆放12张八仙桌，供人品茗吸烟；楼下则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有西洋景、哈哈镜、打弹、棋牌、珍禽异兽、高矮畸形人等。京剧坤角老生张文涓早期在青莲阁演出并一举成名，象棋国手杨官麟也曾在此设擂挑战各地棋坛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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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阁是沪上各行庄的现货交易中心，有西药、颜料、麻袋三个固定交易所，还有纱布、棉花、油麻、米面、猪鬃等业商人洽谈生意。茶楼每日众商云集，看货取样，立约议价，热闹非凡。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就经常在此进行煤炭交易，建筑营造商也定期在青莲阁以茶会形式招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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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青莲阁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固定放映点。1899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青莲阁底层设了一个影戏部，放映来自欧洲的短片。房间里面摆几张条凳，凑满20人就放映一场，生意竟然出奇的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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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的话讲，青莲阁大概也算得上是个“公共空间”。由于地段繁华，人流量大，三教九流良莠混杂，地痞娼妓吸毒者也常出没于此，难怪管斯骏的《四马路竹枝词》云：“青莲阁上野鸡窝，飞来飞去似织梭。最是扬帮真老脸，做媒双手把衣拖。”野鸡和老鸨当街强行拉客的事情在当时屡见不鲜，所以在四马路“打野鸡”实在是颇为危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三十节《青莲阁》中说，四马路的野鸡以青莲阁为总汇，“所以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我们也不是例外”。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但由于人气旺，确实有许多妓女在青莲阁揽客。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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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通市民广泛参与的大众休闲娱乐空间是“海派”娱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与当时上海一般“海派”文人如穆时英等完全不同的是，鲁迅与“海派”文化的市民世俗娱乐精神格格不入。他年少时即自署“索士”“索子”，生平游览极少，最怕应酬，“最不喜欢的就是各种体育运动以及无事闲游等事”，“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俭朴苦学、甘于寂寞、不追求物质享受和世俗娱乐消遣，贯穿着他的一生。时下有研究者喜欢渲染鲁迅喝咖啡、看电影、逛公园等内容，事实上是对鲁迅脾气禀性的夸大。所以，按理讲，鲁迅是不应当去青莲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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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鲁迅去青莲阁的因素，一是战争环境，二是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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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青莲阁之前，全寓皆去同宝泰饮酒。“全寓”指的是鲁迅全家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包括佣人。需要注意的是，此前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淞沪抗战1月30日爆发后，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两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到了1932年2月6日，他们又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开始了另一种战时生活。淞沪抗战持续了一个多月，鲁迅的这次“颇醉”和“邀妓”，正发生在抗战期间。他的“颇醉”是否与抗战有关，不得而知。当然，有学者指出，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鲁迅却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这是否为鲁迅的历史瑕疵，此处且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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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那天两家人先到同宝泰饮酒，后去青莲阁喝茶。按理讲，青莲阁妓女出没，带着女眷和孩子多有不便；但反过来讲，战时避难，把女眷和孩子打发回书店，自己单独去青莲阁，也不合情理。好在青莲阁毕竟首先是喝茶的地方，从上下文分析，应是两家人同去。他们喝茶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邀了一位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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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先生说得好，这里的妓，是“一·二八”事变之后沦为歌女的女性。陈先生对“略来坐”的解释是：“无非是借聊天进行社会调查”。这当然将鲁迅邀妓的动机崇高化了，但总比“倒鲁”派人士的龌龊心理更有说服力。因为鲁迅同年及第二年创作的旧体诗《七绝·所闻》《七绝·赠人二首》就都是以这些下层妇女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为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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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所闻》（193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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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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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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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赠人二首》（193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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