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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鲁迅一般不在家中接待朋友。但此时，姚克已与鲁迅交往一年多，鲁迅了解了姚克，因此见了他的留字，“欣幸之至”，不但邀他“惠临”“长谈”，还请了“保宗”即茅盾作陪，可见姚克同鲁迅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在鲁迅心目中，姚克已进入“吾友”之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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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姚克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姚克，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鲁迅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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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姚克的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3月7日，地点是内山书店。姚克在其回忆文章中说：“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在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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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姚克按时来到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明来意后，内山把姚克引到店堂后面早已等候着的鲁迅面前。姚克落座后，鲁迅直截了当地谈起姚克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等一些问题。他们还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文化的情况，鲁迅说：“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临近天黑，姚克方才带着极大的满足向先生告辞。（秋石《他们让世界知道鲁迅——纪念姚克、埃德加·斯诺诞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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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世人所熟知的“标准像”也是在姚克的建议下拍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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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1933年，埃德加·斯诺撰写完《鲁迅评传》，想配一帧鲁迅的近照。姚克转达斯诺的意愿后，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觉得都“远未反映出先生的性格与神韵”，提出若方便的话，是否可考虑重拍一张，他还请求与鲁迅合影，以备将来以一个鲁迅著作译者的身份一起刊登在海外的刊物上。鲁迅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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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像（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雪怀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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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13日，姚克邀请鲁迅到家中吃晚餐，并特备绍兴花雕和几样精制的家常菜，席间，他们纵论文学创作、名著翻译，一直谈到当时流行的漫画、木刻，都忘了原定饭后要同去照相馆留影的打算。一个多月后的5月26日下午，姚克陪同鲁迅一起到南京路雪怀照相馆，共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的单人半身像，鲁迅看了非常满意，多次赠送亲朋好友，此照片最早与斯诺《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扉页；1936年鲁迅逝世后，摆在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正是姚克陪鲁迅到照相馆拍摄的这幅照片，被视为“鲁迅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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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照片则是鲁迅与姚克两人的合影。这张合影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鲁迅一生与别人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即使亲密如许广平者，也没有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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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斯诺与姚克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这副挽联言辞痛切，对仗工整，评价切当，显出了极深的功力，必是姚克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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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纸换来的苏联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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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家庭饭局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即《引玉集》出版，并分送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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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有版画，比如说佛经刻版、宋元平话刻版、明清小说插图刻版等，一般创作在梨木或枣木上，所以叫“梨枣图画”，古朴俊秀，奏刀有神。当然，这些传统复制版画和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木刻创作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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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产生与勃兴离不开鲁迅的倡导与扶植，鲁迅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鲁迅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如《近代木刻选集》 《新俄画选》 《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但编印苏联版画集《引玉集》，是他“自己也没有豫先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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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意西方版画是1928年编辑《奔流》杂志配插图时，不过，关于俄国版画的历史，他知之甚少，30年代看了陈节（瞿秋白）摘译的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苏联］楷戈达耶夫），才明白了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南腔北调集·序》）他生命的暮年，精力和兴趣从文学转向美术，于版画用功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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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在《铁流》一书中所作的插图，于是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搜寻原作。曹靖华不负请托，费了许多周折，见到了毕斯凯莱夫，寻到木刻寄给鲁迅。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他想到了一个以物易物的好办法：“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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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印着《铁流》图的纸，果然是中国纸，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 “抄更纸”就是用碎纸再制作的纸，在中国，除了做账簿和开发票、账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好的用处。白纸宣纸，中国多的是，也很便宜。以物易物，用中国白纸换苏联木刻，真是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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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的纸品“西之内”和“鸟之子”，分寄给曹靖华，托他转致，竟有了意外收获，曹靖华又寄来两卷木刻，计有：毕斯凯莱夫13幅，克拉甫兼珂1幅，法复尔斯基6幅，保夫理诺夫1幅，冈察罗夫16幅，这五位版画家当时都住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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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另有一卷版画被邮局遗失，无从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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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的版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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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鲁迅手中已存有70多幅苏联版画，鲁迅决定编印一部苏联木刻版画集，由于收入的版画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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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后选出密德罗辛等人的60幅版画，收入《引玉集》中。对每位版画作者的经历，鲁迅也很感兴趣，于是由曹靖华出面，又将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位版画家的经历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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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序跋在上海排好后，因上海、北平印价昂贵，鲁迅请内山完造出面，委托东京洪洋社以玻璃版印刷。玻璃版，又称珂罗版，是照相平印版的一种，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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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封面设计非常考究，苏联版画家们的姓名字母被分为八行横排，置入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左边竖写着“引玉集”三个大字，中文俄文相映成趣。又有一圆形阴文的“全”字打破了方形构图的生硬，红底黑字的方框更显生动和活跃。封面最左边有一黑色边线，越过书脊，漫向封底。那些被放大的图形化文字、抽象的线条组合、理性的构图法则以及红黑的色彩搭配，有着设计者强烈的个人旨趣与传统意味，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的艺术极品。买到或收到此书的人，都视之为珍宝。如梅志回忆胡风获赠此书时的情形：“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梅志《书香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