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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的《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340元。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二十八开,方本,洋装,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此书成本在三元半至四元,“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5元,小学教师是每月30元。一本书5元的定价可谓不菲,但仍“近乎赔本”,足见此书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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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出版后,鲁迅亲自写了一则售书广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这既是一则广告,也是一则奇文,全文读来,使人心情激荡,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吾生也晚,无缘得购此书,只能诵读想象:“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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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除鲁迅分赠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鲁迅的“官方销售渠道”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代销。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215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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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的出版,确为中国出版界之创举。被鲁迅讥讽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认为鲁迅提倡木刻是一种“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鲁迅于是不客气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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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引玉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屑常书鸿等人“畸形怪相”的创作,编成《引玉集》,“供此派诸公之参考”。在鲁迅眼里,20世纪30年代的美术界不会画古代的衣服什器,只会画裸体模特;就是裸体模特,也画不好。《引玉集》出版后的1934年6月2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明确对有着留法背景、师承西洋画派的常书鸿表达了不屑:“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常书鸿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鲁迅所言那般不堪暂且不论,至少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认真精密”的版画艺术的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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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打牙祭的小小要求——桥香夜饭成立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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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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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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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叶紫、黄源、曹聚仁、萧军、萧红、鲁迅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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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5日,鲁迅日记云:“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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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最大的看点是,为“三个小奴隶”成立了影响深远的“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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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鲁迅接到在青岛的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迅速回复,此后频繁通信。几封信后,萧红就向鲁迅抗议,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抗议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萧红当时的笔名为悄吟,鲁迅也就在回信里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与鲁迅第一次会面。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对萧红的印象是:“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鲁迅了解了“二萧”的遭遇,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许广平将萧红的书稿带回。鲁迅还奉送20块大洋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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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萧而言,这次内山书店会面意义十分重大,是他们崛起于中国文坛的先声。此后的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对二萧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有专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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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萧红向鲁迅提出了一个“打牙祭的小小要求”,对此,鲁迅始终放在心上。当年3月1日,他复信二萧,说已安排叶紫,择日而聚。叶紫是此前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助理编辑时开始与鲁迅相识交往的,鲁迅不到一年时间在《动向》上发表杂文20余篇。3月5日,鲁迅兑现承诺,他们在一家广帮菜饭馆桥香聚会:“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阿芷,即叶紫;河清,即黄源;聚仁,即曹聚仁)在这次饭局上,萧军代叶紫、萧红向鲁迅提议创建奴隶社,准备自费出版“奴隶丛书”。鲁迅对此十分支持,并认同“奴隶社”名称。于是,1935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个人组成了著名的“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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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成员只有三个人:来自东北的作家萧军、萧红和来自湖南的作家叶紫。鲁迅后来也有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奴隶社在鲁迅支持下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推介三个“小奴隶”,成就了叶紫、萧红和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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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随着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出现了一批革命文学作家作品,如“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蒋光慈、叶紫、鲁迅后期、茅盾前期的创作等,都可看作是左翼革命文学的成果。但是,其时的国民党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此前一年专门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当年又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一再强化它的出版审查制度,这使得革命文学的发展处处受阻。鲁迅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他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只有进行有策略的战斗,开始他“带着镣铐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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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社”的成立很有必要,方便编印青年作者的作品,及时推出革命文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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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最先列入“奴隶丛书”出版。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1932年加入“左联”,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注目。1935年3月,在鲁迅支持下,叶紫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鲁迅不仅亲自为《丰收》作序,而且还为了使该书图文并茂,特意请当时从事共青团地下工作的木刻青年黄新波制作了几幅木刻。因叶紫连买木板的钱也没有,鲁迅便拿出五块大洋交给叶紫,作为给《丰收》插图和设计封面的费用。《丰收》共收6个短篇,即《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杨七公公过年》《乡导》,小说内容是叶紫20余年生活经历的反映,真正“深刻地写出了破产中的农村面貌来尽了文学的战斗任务”。鲁迅的《叶紫作〈丰收〉序》一文奠定了叶紫在左翼文坛的地位,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鲁迅在叶紫著作的序言中喊出了“文学是战斗的”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最强音,不仅张扬了左翼文学的思想导向,也充分肯定了叶紫写作的意义,并在深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现实感方面对叶紫进行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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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萧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又有笔名田军,辽宁义县人。《八月的乡村》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伏击日本侵略军,攻占地主城堡,以及胜利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说:“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正是由于鲁迅的推介和提携,萧军凭《八月的乡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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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丛书”中,最有成就的是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1935年12月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该书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且是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对萧红寄予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生死场》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也因《生死场》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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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森严的书报审查网络,为革命文学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反文化“围剿”的成功典范,并以此成就了作家叶紫、萧军和萧红,使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奴隶丛书”的出世使人们在普遍的“政治焦虑”中获得了共鸣性阅读,对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奴隶丛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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