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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的《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340元。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二十八开，方本，洋装，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此书成本在三元半至四元，“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5元，小学教师是每月30元。一本书5元的定价可谓不菲，但仍“近乎赔本”，足见此书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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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出版后，鲁迅亲自写了一则售书广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这既是一则广告，也是一则奇文，全文读来，使人心情激荡，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吾生也晚，无缘得购此书，只能诵读想象：“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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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除鲁迅分赠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鲁迅的“官方销售渠道”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代销。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215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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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的出版，确为中国出版界之创举。被鲁迅讥讽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认为鲁迅提倡木刻是一种“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鲁迅于是不客气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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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引玉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屑常书鸿等人“畸形怪相”的创作，编成《引玉集》，“供此派诸公之参考”。在鲁迅眼里，20世纪30年代的美术界不会画古代的衣服什器，只会画裸体模特；就是裸体模特，也画不好。《引玉集》出版后的1934年6月2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明确对有着留法背景、师承西洋画派的常书鸿表达了不屑：“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常书鸿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鲁迅所言那般不堪暂且不论，至少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认真精密”的版画艺术的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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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打牙祭的小小要求——桥香夜饭成立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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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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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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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叶紫、黄源、曹聚仁、萧军、萧红、鲁迅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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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5日，鲁迅日记云：“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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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最大的看点是，为“三个小奴隶”成立了影响深远的“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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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鲁迅接到在青岛的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迅速回复，此后频繁通信。几封信后，萧红就向鲁迅抗议，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抗议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萧红当时的笔名为悄吟，鲁迅也就在回信里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与鲁迅第一次会面。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对萧红的印象是：“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州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鲁迅了解了“二萧”的遭遇，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许广平将萧红的书稿带回。鲁迅还奉送20块大洋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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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萧而言，这次内山书店会面意义十分重大，是他们崛起于中国文坛的先声。此后的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对二萧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有专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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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萧红向鲁迅提出了一个“打牙祭的小小要求”，对此，鲁迅始终放在心上。当年3月1日，他复信二萧，说已安排叶紫，择日而聚。叶紫是此前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助理编辑时开始与鲁迅相识交往的，鲁迅不到一年时间在《动向》上发表杂文20余篇。3月5日，鲁迅兑现承诺，他们在一家广帮菜饭馆桥香聚会：“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阿芷，即叶紫；河清，即黄源；聚仁，即曹聚仁）在这次饭局上，萧军代叶紫、萧红向鲁迅提议创建奴隶社，准备自费出版“奴隶丛书”。鲁迅对此十分支持，并认同“奴隶社”名称。于是，1935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个人组成了著名的“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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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成员只有三个人：来自东北的作家萧军、萧红和来自湖南的作家叶紫。鲁迅后来也有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奴隶社在鲁迅支持下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推介三个“小奴隶”，成就了叶紫、萧红和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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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随着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出现了一批革命文学作家作品，如“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蒋光慈、叶紫、鲁迅后期、茅盾前期的创作等，都可看作是左翼革命文学的成果。但是，其时的国民党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此前一年专门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当年又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一再强化它的出版审查制度，这使得革命文学的发展处处受阻。鲁迅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他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只有进行有策略的战斗，开始他“带着镣铐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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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社”的成立很有必要，方便编印青年作者的作品，及时推出革命文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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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最先列入“奴隶丛书”出版。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1932年加入“左联”，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注目。1935年3月，在鲁迅支持下，叶紫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鲁迅不仅亲自为《丰收》作序，而且还为了使该书图文并茂，特意请当时从事共青团地下工作的木刻青年黄新波制作了几幅木刻。因叶紫连买木板的钱也没有，鲁迅便拿出五块大洋交给叶紫，作为给《丰收》插图和设计封面的费用。《丰收》共收6个短篇，即《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杨七公公过年》《乡导》，小说内容是叶紫20余年生活经历的反映，真正“深刻地写出了破产中的农村面貌来尽了文学的战斗任务”。鲁迅的《叶紫作〈丰收〉序》一文奠定了叶紫在左翼文坛的地位，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鲁迅在叶紫著作的序言中喊出了“文学是战斗的”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最强音，不仅张扬了左翼文学的思想导向，也充分肯定了叶紫写作的意义，并在深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现实感方面对叶紫进行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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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萧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又有笔名田军，辽宁义县人。《八月的乡村》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伏击日本侵略军，攻占地主城堡，以及胜利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说：“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正是由于鲁迅的推介和提携，萧军凭《八月的乡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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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丛书”中，最有成就的是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1935年12月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该书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且是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对萧红寄予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生死场》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也因《生死场》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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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森严的书报审查网络，为革命文学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反文化“围剿”的成功典范，并以此成就了作家叶紫、萧军和萧红，使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奴隶丛书”的出世使人们在普遍的“政治焦虑”中获得了共鸣性阅读，对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奴隶丛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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