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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照片则是鲁迅与姚克两人的合影。这张合影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鲁迅一生与别人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即使亲密如许广平者,也没有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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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斯诺与姚克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这副挽联言辞痛切,对仗工整,评价切当,显出了极深的功力,必是姚克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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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纸换来的苏联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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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家庭饭局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即《引玉集》出版,并分送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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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有版画,比如说佛经刻版、宋元平话刻版、明清小说插图刻版等,一般创作在梨木或枣木上,所以叫“梨枣图画”,古朴俊秀,奏刀有神。当然,这些传统复制版画和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木刻创作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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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产生与勃兴离不开鲁迅的倡导与扶植,鲁迅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鲁迅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如《近代木刻选集》 《新俄画选》 《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但编印苏联版画集《引玉集》,是他“自己也没有豫先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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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意西方版画是1928年编辑《奔流》杂志配插图时,不过,关于俄国版画的历史,他知之甚少,30年代看了陈节(瞿秋白)摘译的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苏联]楷戈达耶夫),才明白了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南腔北调集·序》)他生命的暮年,精力和兴趣从文学转向美术,于版画用功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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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在《铁流》一书中所作的插图,于是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搜寻原作。曹靖华不负请托,费了许多周折,见到了毕斯凯莱夫,寻到木刻寄给鲁迅。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他想到了一个以物易物的好办法:“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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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印着《铁流》图的纸,果然是中国纸,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 “抄更纸”就是用碎纸再制作的纸,在中国,除了做账簿和开发票、账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好的用处。白纸宣纸,中国多的是,也很便宜。以物易物,用中国白纸换苏联木刻,真是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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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的纸品“西之内”和“鸟之子”,分寄给曹靖华,托他转致,竟有了意外收获,曹靖华又寄来两卷木刻,计有:毕斯凯莱夫13幅,克拉甫兼珂1幅,法复尔斯基6幅,保夫理诺夫1幅,冈察罗夫16幅,这五位版画家当时都住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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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另有一卷版画被邮局遗失,无从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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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的版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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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鲁迅手中已存有70多幅苏联版画,鲁迅决定编印一部苏联木刻版画集,由于收入的版画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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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后选出密德罗辛等人的60幅版画,收入《引玉集》中。对每位版画作者的经历,鲁迅也很感兴趣,于是由曹靖华出面,又将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位版画家的经历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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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序跋在上海排好后,因上海、北平印价昂贵,鲁迅请内山完造出面,委托东京洪洋社以玻璃版印刷。玻璃版,又称珂罗版,是照相平印版的一种,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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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封面设计非常考究,苏联版画家们的姓名字母被分为八行横排,置入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左边竖写着“引玉集”三个大字,中文俄文相映成趣。又有一圆形阴文的“全”字打破了方形构图的生硬,红底黑字的方框更显生动和活跃。封面最左边有一黑色边线,越过书脊,漫向封底。那些被放大的图形化文字、抽象的线条组合、理性的构图法则以及红黑的色彩搭配,有着设计者强烈的个人旨趣与传统意味,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的艺术极品。买到或收到此书的人,都视之为珍宝。如梅志回忆胡风获赠此书时的情形:“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梅志《书香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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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的《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340元。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二十八开,方本,洋装,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此书成本在三元半至四元,“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5元,小学教师是每月30元。一本书5元的定价可谓不菲,但仍“近乎赔本”,足见此书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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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出版后,鲁迅亲自写了一则售书广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这既是一则广告,也是一则奇文,全文读来,使人心情激荡,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吾生也晚,无缘得购此书,只能诵读想象:“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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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除鲁迅分赠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鲁迅的“官方销售渠道”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代销。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215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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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的出版,确为中国出版界之创举。被鲁迅讥讽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认为鲁迅提倡木刻是一种“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鲁迅于是不客气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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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引玉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屑常书鸿等人“畸形怪相”的创作,编成《引玉集》,“供此派诸公之参考”。在鲁迅眼里,20世纪30年代的美术界不会画古代的衣服什器,只会画裸体模特;就是裸体模特,也画不好。《引玉集》出版后的1934年6月2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明确对有着留法背景、师承西洋画派的常书鸿表达了不屑:“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常书鸿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鲁迅所言那般不堪暂且不论,至少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认真精密”的版画艺术的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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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打牙祭的小小要求——桥香夜饭成立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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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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