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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照片则是鲁迅与姚克两人的合影。这张合影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鲁迅一生与别人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即使亲密如许广平者，也没有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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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斯诺与姚克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这副挽联言辞痛切，对仗工整，评价切当，显出了极深的功力，必是姚克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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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纸换来的苏联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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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家庭饭局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即《引玉集》出版，并分送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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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有版画，比如说佛经刻版、宋元平话刻版、明清小说插图刻版等，一般创作在梨木或枣木上，所以叫“梨枣图画”，古朴俊秀，奏刀有神。当然，这些传统复制版画和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木刻创作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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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产生与勃兴离不开鲁迅的倡导与扶植，鲁迅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鲁迅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如《近代木刻选集》 《新俄画选》 《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但编印苏联版画集《引玉集》，是他“自己也没有豫先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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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意西方版画是1928年编辑《奔流》杂志配插图时，不过，关于俄国版画的历史，他知之甚少，30年代看了陈节（瞿秋白）摘译的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苏联］楷戈达耶夫），才明白了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南腔北调集·序》）他生命的暮年，精力和兴趣从文学转向美术，于版画用功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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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在《铁流》一书中所作的插图，于是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搜寻原作。曹靖华不负请托，费了许多周折，见到了毕斯凯莱夫，寻到木刻寄给鲁迅。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他想到了一个以物易物的好办法：“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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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印着《铁流》图的纸，果然是中国纸，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 “抄更纸”就是用碎纸再制作的纸，在中国，除了做账簿和开发票、账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好的用处。白纸宣纸，中国多的是，也很便宜。以物易物，用中国白纸换苏联木刻，真是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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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的纸品“西之内”和“鸟之子”，分寄给曹靖华，托他转致，竟有了意外收获，曹靖华又寄来两卷木刻，计有：毕斯凯莱夫13幅，克拉甫兼珂1幅，法复尔斯基6幅，保夫理诺夫1幅，冈察罗夫16幅，这五位版画家当时都住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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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另有一卷版画被邮局遗失，无从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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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的版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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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鲁迅手中已存有70多幅苏联版画，鲁迅决定编印一部苏联木刻版画集，由于收入的版画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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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后选出密德罗辛等人的60幅版画，收入《引玉集》中。对每位版画作者的经历，鲁迅也很感兴趣，于是由曹靖华出面，又将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位版画家的经历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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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序跋在上海排好后，因上海、北平印价昂贵，鲁迅请内山完造出面，委托东京洪洋社以玻璃版印刷。玻璃版，又称珂罗版，是照相平印版的一种，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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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封面设计非常考究，苏联版画家们的姓名字母被分为八行横排，置入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左边竖写着“引玉集”三个大字，中文俄文相映成趣。又有一圆形阴文的“全”字打破了方形构图的生硬，红底黑字的方框更显生动和活跃。封面最左边有一黑色边线，越过书脊，漫向封底。那些被放大的图形化文字、抽象的线条组合、理性的构图法则以及红黑的色彩搭配，有着设计者强烈的个人旨趣与传统意味，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的艺术极品。买到或收到此书的人，都视之为珍宝。如梅志回忆胡风获赠此书时的情形：“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梅志《书香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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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的《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340元。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二十八开，方本，洋装，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此书成本在三元半至四元，“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5元，小学教师是每月30元。一本书5元的定价可谓不菲，但仍“近乎赔本”，足见此书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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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出版后，鲁迅亲自写了一则售书广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这既是一则广告，也是一则奇文，全文读来，使人心情激荡，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吾生也晚，无缘得购此书，只能诵读想象：“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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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除鲁迅分赠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鲁迅的“官方销售渠道”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代销。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215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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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集》的出版，确为中国出版界之创举。被鲁迅讥讽为“富家赘婿”的邵洵美认为鲁迅提倡木刻是一种“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鲁迅于是不客气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引玉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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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引玉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屑常书鸿等人“畸形怪相”的创作，编成《引玉集》，“供此派诸公之参考”。在鲁迅眼里，20世纪30年代的美术界不会画古代的衣服什器，只会画裸体模特；就是裸体模特，也画不好。《引玉集》出版后的1934年6月2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明确对有着留法背景、师承西洋画派的常书鸿表达了不屑：“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常书鸿的艺术成就是否真如鲁迅所言那般不堪暂且不论，至少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认真精密”的版画艺术的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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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打牙祭的小小要求——桥香夜饭成立奴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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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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