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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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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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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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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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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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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文改工作，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对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极为重视。他不反对当时领导要我们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后，他积极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哥科喝”来兼差，另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蚩诗”来兼差。两种意见难以调和，工作不能快速前进。我问建功先生，这怎么办？他说，他不偏向于哪一方，这件事不必着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种使双方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后来，产生了“基欺希”用独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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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先生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编辑原则在当时的字典中是最新颖的，一直由他亲自指导。《新华字典》在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学术要求，这对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响。在多年中，《新华字典》这本印数巨大的小书，是唯一可以用来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几乎被迫放弃拼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争之下终于保持了使用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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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建功先生见面，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谈文改。他对文改有长期经验，他的意见最为宝贵。他认为文改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但是，文改极难，性急不得，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进展。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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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早就对我说，建功先生在共产党初建时候就参加过，他是革命历史最久的语言学家。我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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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古不轻今 雅不轻俗——回忆罗常培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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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先生（1899—1958）是中国现代语言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大弟子们都是今天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罗先生的著作和学说已经作了精要的介绍。我这里略谈几点在他生前我同他接触中有关语文的几件小事，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品德和大众化思想，以纪念他的90岁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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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罗先生和我由不同的职业渠道去到美国。他起初在朴茂纳大学，后来到耶鲁大学讲学。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在一地而时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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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纽约，多次同当时住在纽约的老舍先生一同来到我家。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老舍先生谈笑风生、庄谐纷出；罗先生温文儒雅、言必有中。有一次，罗先生和我一同去看老舍，途中他对我说：“我和老舍都是满族，满族在清朝自命不凡，到了‘民国’变成自惭形秽，许多人甚至忌讳说自己是满族，这都是不正常的心理。我和老舍一向公开自认是满族，实事求是，从不隐讳。出生于不同民族，这是上帝的安排，有什么可以自尊或自卑的呢？美国不也是许多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国家吗，为什么中国有人要讳言多民族呢？”讳言多民族、隐瞒自己是少数民族，在战后中国的某些人中间还是一种时常流露出来的旧思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是进行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必要准备。罗先生开风气之先，在他指导下后来做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非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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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老舍来到我家。内人张允和问他们要吃点什么。他们说：“要吃粥，好久没有吃到粥了。”我是带了家眷去的，他们都没有带家眷。我们一同吃粥。吃完粥，罗先生偶尔发现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他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不过作为消遣而已”。这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就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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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意想不到，罗先生说：“让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地给我帮助。这种“雅不轻俗”的平民作风，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从此，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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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书。1955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大致是由于我对文字改革一向有些兴趣。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会后我被留下作为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当时文改会的领导吴玉章同志和胡愈之同志说：“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适！”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谁都是外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都反对我改行，只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改行也好，文改比经济安全。”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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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教罗先生。我忽然成了罗先生的一个大同行，这也是罗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我有罗先生这位老朋友可以请教，这是我的精神依靠。从前，我阅读语言学书籍，是“换换阅读的口味”，任意浏览，不求甚解。现在要改行，就得从头学起。从头学起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罗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写的《语音学常识》（起初用田恭笔名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后来改编出版为专书《普通语音学纲要》）。我多次对罗先生说：“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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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者主要是行政性会议，后者是纯学术性会议。召开规范问题会议是罗先生的主张，会议内容也是主要由他筹划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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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我几次去拜望他，向他请教规范化的意义。他对我说：“规范化和拼音化有密切关系。语言不规范化，拼写出来的拼音文字就无法定形。拼音文字的定形化，对语言规范化能反过来发生推进作用。”这是我记得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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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在《略论汉语规范化》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有更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另一方面，语言的规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拼音文字。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字音是很容易读错的，构词是异常自由甚至可说是漫无限制的。这种种缺点，采用拼音文字之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应该说，拼音文字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两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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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用拼音文字也必须实行语言规范化。他说：“5.6亿汉族人民要参加国家生活，没有统一的、规范化了的语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规范化的语言不可，而且语言使用的复杂和分歧还会直接影响工作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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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规范化会议上共同发表的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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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汉语规范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语文教师中间理解的人也不多。“汉语”上面加上“现代”二字，有人听了就摇头，再加上“规范”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语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语言发展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罗先生的语文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语言学者，还是一个世界语言学者。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迟缓，罗先生的语言思想在今天依旧没有被一般社会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语文复古思潮中，“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不必多谈的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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