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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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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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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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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全中国的信心丧失，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搞运动，还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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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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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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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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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12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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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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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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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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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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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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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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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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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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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重游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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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1978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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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1984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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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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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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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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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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