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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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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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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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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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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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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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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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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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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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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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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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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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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170605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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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风雨飘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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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结束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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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从上海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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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1949年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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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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