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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05 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1949年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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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07 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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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09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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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11 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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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13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计划经济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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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19 我的人生故事 美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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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21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1949年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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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23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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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25 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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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27 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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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33 我的人生故事 上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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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35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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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37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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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39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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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41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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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43 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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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45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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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47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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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49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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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51 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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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8353 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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