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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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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1949年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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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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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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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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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宁夏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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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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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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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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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苏联瓦解以后，才看到更多外国的东西，才明白：毛泽东是一步一步跟苏联学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新因素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反斯大林，这件事情给毛泽东刺激很大，他害怕他死了，人家就反对他，他要把反对他的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先打倒。现在看起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打倒走资派，建立另外一个权力中心，没有建立起来，王洪文当然不行，的确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他死之前，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了，他变成完全孤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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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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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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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1969年冬天去，1972年春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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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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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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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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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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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5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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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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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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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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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家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我们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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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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