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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两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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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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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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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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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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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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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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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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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二、哲理和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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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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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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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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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他说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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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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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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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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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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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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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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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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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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