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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1977年开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1987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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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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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念》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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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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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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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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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失落了的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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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9岁一次生病卧床，忽然想起60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写的一首白话诗，“失落了的欢欣”。那时候，生活困顿万状，可是战争已到尽头，胜利的曙光在望。我写这首诗，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怀旧心情。胜利在望，但是看不到幸福的边缘。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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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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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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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的海波戏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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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舞的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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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徊的白云拥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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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艳的夕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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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抚摸我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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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狂吻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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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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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欢欣，欢欣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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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卷起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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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吹落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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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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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踯躅在重庆的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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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了，我追踪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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