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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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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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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战争时期，重庆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远东指挥中心，后来盟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设在重庆。回想当年，周有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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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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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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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在重庆担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到农本局工作。成立于1936年的农本局是一个性质特殊的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战争期间，它的作用十分显著：发展西南地区的农村金融事业，确保战争中后方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但农本局的工作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广泛建立农村合作信贷网络以及农产品购销、仓储网点；调整和组织农产品的运销；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开展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等等。在儿子周晓平的印象中，这一特殊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阶段。农本局在有效促进重庆经济的持续发展、缓解不断流入的人口造成的经济压力、维持人民的生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之余，周有光经常参加“星五聚餐会”，这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沙龙。战争期间，这个原本形成于上海的圈子不再是1930年以来的大商人和实业家的聚会，更多社会政治人物也介入其中。经济话题中不断涉入政治理念、治国理想等宏大主题。周有光在那里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企业家吴蕴初、杜重远等商界人士，更多的共产党人及党外积极分子周恩来、徐特立、许涤新、沙千里也出现在周有光的日常生活中。被视为进步人士的章乃器、黄炎培、卢作孚等经常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讲。在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境况下，各种人物、思想在重庆自由交流和相互影响，但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或选择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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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周有光，不仅全身心投入有助于民生的经济活动和民族抗争，业余生活还包含着浓厚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周有光在《逝年如水》中称，自己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深感英文的便利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参加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他在重庆同样关注共产党所辖区域的文化改造运动（下图），尤其痴迷于拉丁化运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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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两旁，周恩来在后排。中间是徐特立和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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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沙碰到徐特立，我就跟他谈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徐特立对汉字拉丁化运动也非常热衷，他认为汉字拉丁化可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但是当时他告诉我，推广汉字拉丁化很不容易。他说在延安，他是主持教育的，相当于延安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他宣传推广汉字拉丁化，有一段时间推广得很好。可是有时他要到比较远的小地方去做工作——那个时候陕北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一个多月之后回来，就发现他布置的许多推广汉字拉丁化的措施，被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人完全破坏了。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只能重建炉灶。所以他说，人们的习惯势力很大，反对汉字拉丁化势力的力量很强。没有文化的、不识字的老百姓也反对汉字拉丁化，因为他们虽然不识字，可是看见过字，认为文字就要像汉字那个样子，弯弯扭扭的字母那不行，那是鸡肠子——小鸡肚子里的肠子。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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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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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卢作孚以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的身份，对北碚进行了大力的改造。几年时间，实业、教育、医疗机构得到迅速发展，并整修街道，兴建公园。1936年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成立时，北碚已是闻名的花园小城。1936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这个弹丸之地，先后涌进了机关、学校、社会事业单位200多个，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科学家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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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农本局任职的周有光，担任四川办事处的副专员，又兼任江苏银行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经常到重庆周边地区巡视调研，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为安全起见，周有光把母亲送到远在缅甸仰光的四姐处暂住。张允和常常需要独立支撑起照料大家庭的责任。他们住在远郊的唐家沱，这里交通较便利，地形有利于躲避空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从1925年起便在这里长期经营，码头及生活设施完备。（右图）抗战时期，唐家沱吸引了许多军政人员和文化人，如茅盾（沈雁冰）、郭沫若、曹禺、邓季惺（参见图4-1）也在此居住过。（参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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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邓季惺（1907—1995），因受蒋介石迫害，于1948年底逃到香港。在香港时邓季惺最关心的还是《新民报》，当时夏衍是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让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邓季惺也就安心了。于是，1949年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她带着儿子敬琏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照片左下即邓季惺，上中为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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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46年，张允和与亲友在重庆章乃器家荫庐合影（张寰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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