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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周有光心系抗日，并没有随同家人直接去重庆，而是受朋友之邀中途独自前往长沙，为一家报馆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来长沙危急，周有光才返回汉口，取道宜昌前往重庆，与暂住合川的家人会合。（下图）当他得知张寿镛决定在成都重建1937年被日本军队炸毁的上海光华大学时，又与张允和一起折返成都，参与成都光华分校的重建工作。成都光华分校聘请同是常州人的教育家谢霖为副校长，主持校务，校长仍由张寿镛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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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抗战时部队在峡江中调防（蔡述文摄，杨克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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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离成都杜甫草堂不远，那一带也因光华大学而得名“光华村”，张允和暂时在那里任教。很快，在她身边聚集了一批昆曲迷。他们常在张允和家聚会，战争的阴影中，艺术的愉悦仍带来了不可替代的、舒缓的精神享受。但他们越来越经常地需要变换居住地。随着战争进程，周有光夫妇先后回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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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投放的炸弹落入密集的民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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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民政府驻扎重庆后，重庆就成为被日本空军轰炸最多的城市（上图）。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实施了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重庆及周边繁华地区几乎全遭破坏；超过40000人死于非命，无数房屋建筑被毁。抗战八年，居无定所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七星岗、上清寺、观音岩、枣子岚垭、南温泉、唐家沱、江北蒙家花园……都留下了周有光一家人的足迹。周有光说：“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不过，在“共赴国难”的日子里，取得抗战胜利的复兴之日，是他们的共同希望（下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团结一致的特殊时期，虽然时刻生活在战争的危险之中，物资供应奇缺，日常生活勉为其难，但对和平和胜利的期待凝聚了人心。前所未见的情景在弹痕累累的城市出现：西南联大正在努力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中小学继续上课；工厂千方百计开足机器进行生产；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田园里种下了更多产量更高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等杂粮；报纸按时出版；各种文艺演出依旧进行。民族的危机促使更多人以国家命运为重：市民踊跃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1940年仅一次捐款活动，重庆市民便捐献代金60多万元，更多的人，包括学生自愿走上了战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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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达重庆，至1946年4月30日飞离重庆，他在渝度过了近八年的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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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教育圣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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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前排右三为梅贻琦（图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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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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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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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战争时期，重庆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远东指挥中心，后来盟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设在重庆。回想当年，周有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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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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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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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在重庆担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到农本局工作。成立于1936年的农本局是一个性质特殊的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战争期间，它的作用十分显著：发展西南地区的农村金融事业，确保战争中后方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但农本局的工作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广泛建立农村合作信贷网络以及农产品购销、仓储网点；调整和组织农产品的运销；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开展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等等。在儿子周晓平的印象中，这一特殊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阶段。农本局在有效促进重庆经济的持续发展、缓解不断流入的人口造成的经济压力、维持人民的生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之余，周有光经常参加“星五聚餐会”，这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沙龙。战争期间，这个原本形成于上海的圈子不再是1930年以来的大商人和实业家的聚会，更多社会政治人物也介入其中。经济话题中不断涉入政治理念、治国理想等宏大主题。周有光在那里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企业家吴蕴初、杜重远等商界人士，更多的共产党人及党外积极分子周恩来、徐特立、许涤新、沙千里也出现在周有光的日常生活中。被视为进步人士的章乃器、黄炎培、卢作孚等经常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讲。在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境况下，各种人物、思想在重庆自由交流和相互影响，但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或选择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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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周有光，不仅全身心投入有助于民生的经济活动和民族抗争，业余生活还包含着浓厚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周有光在《逝年如水》中称，自己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深感英文的便利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参加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他在重庆同样关注共产党所辖区域的文化改造运动（下图），尤其痴迷于拉丁化运动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