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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00 途中,周有光心系抗日,并没有随同家人直接去重庆,而是受朋友之邀中途独自前往长沙,为一家报馆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来长沙危急,周有光才返回汉口,取道宜昌前往重庆,与暂住合川的家人会合。(下图)当他得知张寿镛决定在成都重建1937年被日本军队炸毁的上海光华大学时,又与张允和一起折返成都,参与成都光华分校的重建工作。成都光华分校聘请同是常州人的教育家谢霖为副校长,主持校务,校长仍由张寿镛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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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05 ∷宜昌抗战时部队在峡江中调防(蔡述文摄,杨克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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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07 学校离成都杜甫草堂不远,那一带也因光华大学而得名“光华村”,张允和暂时在那里任教。很快,在她身边聚集了一批昆曲迷。他们常在张允和家聚会,战争的阴影中,艺术的愉悦仍带来了不可替代的、舒缓的精神享受。但他们越来越经常地需要变换居住地。随着战争进程,周有光夫妇先后回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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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12 ∷日军投放的炸弹落入密集的民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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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14 自从国民政府驻扎重庆后,重庆就成为被日本空军轰炸最多的城市(上图)。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实施了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重庆及周边繁华地区几乎全遭破坏;超过40000人死于非命,无数房屋建筑被毁。抗战八年,居无定所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七星岗、上清寺、观音岩、枣子岚垭、南温泉、唐家沱、江北蒙家花园……都留下了周有光一家人的足迹。周有光说:“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不过,在“共赴国难”的日子里,取得抗战胜利的复兴之日,是他们的共同希望(下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团结一致的特殊时期,虽然时刻生活在战争的危险之中,物资供应奇缺,日常生活勉为其难,但对和平和胜利的期待凝聚了人心。前所未见的情景在弹痕累累的城市出现:西南联大正在努力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中小学继续上课;工厂千方百计开足机器进行生产;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田园里种下了更多产量更高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等杂粮;报纸按时出版;各种文艺演出依旧进行。民族的危机促使更多人以国家命运为重:市民踊跃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1940年仅一次捐款活动,重庆市民便捐献代金60多万元,更多的人,包括学生自愿走上了战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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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19 ∷从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达重庆,至1946年4月30日飞离重庆,他在渝度过了近八年的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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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24 ∷抗战时期的教育圣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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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29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前排右三为梅贻琦(图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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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34 ∷重庆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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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39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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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41 在残酷的战争时期,重庆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远东指挥中心,后来盟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设在重庆。回想当年,周有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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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43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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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45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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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47 应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在重庆担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到农本局工作。成立于1936年的农本局是一个性质特殊的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战争期间,它的作用十分显著:发展西南地区的农村金融事业,确保战争中后方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但农本局的工作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广泛建立农村合作信贷网络以及农产品购销、仓储网点;调整和组织农产品的运销;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开展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等等。在儿子周晓平的印象中,这一特殊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阶段。农本局在有效促进重庆经济的持续发展、缓解不断流入的人口造成的经济压力、维持人民的生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之余,周有光经常参加“星五聚餐会”,这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沙龙。战争期间,这个原本形成于上海的圈子不再是1930年以来的大商人和实业家的聚会,更多社会政治人物也介入其中。经济话题中不断涉入政治理念、治国理想等宏大主题。周有光在那里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企业家吴蕴初、杜重远等商界人士,更多的共产党人及党外积极分子周恩来、徐特立、许涤新、沙千里也出现在周有光的日常生活中。被视为进步人士的章乃器、黄炎培、卢作孚等经常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讲。在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境况下,各种人物、思想在重庆自由交流和相互影响,但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或选择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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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1549 这一时期的周有光,不仅全身心投入有助于民生的经济活动和民族抗争,业余生活还包含着浓厚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周有光在《逝年如水》中称,自己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深感英文的便利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参加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他在重庆同样关注共产党所辖区域的文化改造运动(下图),尤其痴迷于拉丁化运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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