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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周晓平与表姐妹情同手足。这是抗战胜利后，10岁左右的晓平与式玫、马力在苏州家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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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13日，周有光41岁生日，这天轮船刚好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一天内连着过了两次生日使他有点儿兴奋，他长时间停留在甲板上，感受太平洋浩渺无际的自然景色对心灵的冲击，张允和却因为严重的晕船被困在船舱中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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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周有光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的老师大多不是来自美国就是有过美国求学的经历。抗战时期他对美国的了解更是直接——他们拯救了他儿子的生命，而飞虎队的勇敢在重庆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是美国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许多中国人和周有光一样，认为美国人帮助中国人战胜了日本的侵略。现在他将有机会全面观察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无论是美国银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还是美国大学、高效率的社会组织及普通人的生活，都成为他在美国渴望了解的知识，这些构成了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关于民主国家和制度的印象。从此以后，美国是他心目中民主国家的鲜明坐标，提供了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参照意义的制度形式。（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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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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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及金融服务，他对此游刃有余。他们大量的业余时间被用在图书馆、博物馆（参见图5-3）、大学中，用于民间探访。周有光与实业界、学界都有广泛接触，他的一些亲戚也已移民美国多年。观察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使他相信制度是可以选择的。他精于经济管理技术的运用，但研究各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他持久不变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字的改革既是实用的，也是有趣的事情。为此，他收集了许多书籍、资料，它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三十年“闭关自守”时代他手头仅有的资料。他说：“我搞字母学是一种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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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47年张允和在美国纽约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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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回忆了赵元任对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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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暑期到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去讲学。这个课程每天都发讲义，讲义上有赵元任新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国语的一个拉丁字母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后来解放后我们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参考了这个方案。根据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改编的《汉字改革概论》中，我就提到了赵元任的第二个方案。赵元任的第一个方案是国语罗马字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拉丁字母方案，但是赵元任本人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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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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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赵元任的拼音方案，后来成为周有光参与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重要的参考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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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他农本局的上级何廉介绍，周有光在美国还有机会与爱因斯坦见了面，但他最想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最后并没有被提及。后来周有光记下了这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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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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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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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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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很优裕，周有光经常可以和张允和一起旅行（参见图5-4，5-5），但这段看似很轻松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48年，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在西方，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验也让很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滞留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满怀憧憬，老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活跃在周有光身边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豪情满怀，望眼欲穿，认为中国将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则是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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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48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古城（摄自张寰和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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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948年，周有光、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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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历将成为一颗被深埋的精神火种，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周有光思想上的“左”倾：他在先进国家看到的不仅是实用的知识，也包括宪政思想和民主信念。但是，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政权性质问题，周有光好像并没有过多关注。然而，他也有政治立场的选择，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周有光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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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欧洲也是非常明显地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政治问题，甚至说没有一个人不能不考虑自己应该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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