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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暑期到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去讲学。这个课程每天都发讲义，讲义上有赵元任新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国语的一个拉丁字母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后来解放后我们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参考了这个方案。根据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改编的《汉字改革概论》中，我就提到了赵元任的第二个方案。赵元任的第一个方案是国语罗马字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拉丁字母方案，但是赵元任本人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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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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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赵元任的拼音方案，后来成为周有光参与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重要的参考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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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他农本局的上级何廉介绍，周有光在美国还有机会与爱因斯坦见了面，但他最想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最后并没有被提及。后来周有光记下了这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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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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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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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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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很优裕，周有光经常可以和张允和一起旅行（参见图5-4，5-5），但这段看似很轻松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48年，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在西方，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验也让很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滞留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满怀憧憬，老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活跃在周有光身边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豪情满怀，望眼欲穿，认为中国将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则是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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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48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古城（摄自张寰和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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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948年，周有光、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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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历将成为一颗被深埋的精神火种，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周有光思想上的“左”倾：他在先进国家看到的不仅是实用的知识，也包括宪政思想和民主信念。但是，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政权性质问题，周有光好像并没有过多关注。然而，他也有政治立场的选择，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周有光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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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欧洲也是非常明显地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政治问题，甚至说没有一个人不能不考虑自己应该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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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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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去英国旅行的途中，经反复思考，他决定不再返回美国，而是尽快回国。后来，周有光称这一举动既考虑到母亲无法来美国居住，也考虑到自己的专长在中国用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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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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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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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前，他与张允和游历了欧洲。旅程中，他与张允和更多耳闻目睹的，是海外中国人在浓重的想象色彩中对中国未来的描绘。周有光同时也留意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之一英国，它似乎正在经历某种“退潮”。他还注意到，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沿着“费边社”道路提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一个从未有过的中国将在东方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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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从伦敦经香港回国。在香港，周有光与前来避险的家人团聚，继续为新华银行（参见图5-6）处理业务，等待彻底的回归。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3日，周有光一家从香港乘坐“盛京轮”重返上海。在周有光的影响下，他的五姐周心闲也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带着她的三个儿女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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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上海江西路老照片，江西中路255号为新华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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