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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在经济领域已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但尚未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活。消灭私有制，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上图及下图）此时，作为经济学方面专家的周有光发表的文章已经不再与经济学有关，更多体现了他的业余兴趣。1952年，上海东方书店出版了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4年又出版了《字母的故事》。很自然，周有光已经被视为文字改革专家，他经常参加文字改革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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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犯有严重贪污罪的两任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处决。图为公审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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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甚至延伸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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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全国推行普通话和简化汉字，1954年，北京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人物是得到毛泽东直接支持的吴玉章，还有胡愈之。吴玉章在重庆时就认识周有光。这个委员会需要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汉语拼音方案，配合教育和扫盲运动（右图及下图）——他们正在吸引人才完成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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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左）和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1894—1988）在察看新出版的《辞源》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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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周有光当选了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开完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周有光就被留在了北京，这时张允和完全脱离了工作。她本来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任历史教师，针对当时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她写过论述文章，受到《人民日报》的关注。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推荐她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那里正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编辑课本（下图），张允和于是先被调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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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占据了这所著名的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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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允和的家庭背景，使她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受怀疑目标，遭到冲击。尽管后来事情不了了之，张允和却因此病倒。返回上海养病之后，她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深深感到畏惧。周有光很理解她，不再让她上班。张允和说：“我这才安心做了46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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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三反”“五反”斗争后，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已不再可能，周有光完全放弃了经济学研究，专注于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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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起就与周有光在新华银行共事并得到周有光很多帮助的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李富亭，在2005年给周晓平的信中写道：“1949年8月，上海新华银行工会《会讯》刊登有光先生的文章《新华的新任务》。文章祝贺新华获得了新的生命……应当担当起新时代所给予她的作为公私合营之间桥梁的新任务。岂料，仅仅三年过后新的生命就夭折了，新的桥梁就被拆、掉落。我想，这不该是有光先生改行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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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在北京春天特有的大风沙席卷下，周有光住进了沙滩后街55号的“文改会”宿舍，一住竟是二十多年。（参见图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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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沙滩后街55号公主府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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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沙滩后街55号小院是周有光来北京后最早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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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语拼音方案》具体方案的制订者之一，周有光提出了“三原则”和“三不是”。“三原则”是“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其中，拉丁化决定了拼音符号的基本形式，音素化能够保证做到拼写所有音节，口语化则将普通话作为拼音方案设计的基础。关于“三不是”，他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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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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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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