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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人人畏惧的政治运动正在逐渐失去完全控制人的魔力——虽然多数获得自由的人尚在惊魂未定之中。一旦再次拥有安定的生活，对学术的兴趣重新成为周有光生活的主要内容。他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方向，开始将语文现代化与社会、思想、制度的现代化相结合，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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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20多万人死于这场自然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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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这是萌发希望的一年，又是兼具破坏性自然灾害和国之灾难的一年：唐山特大地震（上图）将几十万人埋葬在黎明之前；曾经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相继去世；然后是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出乎意料地迅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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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周有光恰好70周岁，经历了粗野的时代，他看上去安然无恙。他具有一种难以摧毁的性格特点：内心充满理性和幽默感，随遇而安，从不极端，随时可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时他服务的工作机构尚未恢复正常的秩序，但也没有了过去刻板的规定，扩大了他的思想自由度。他因唐山大地震避难去了上海、苏州，在那里，他看到富裕的江南在十年动荡之后也是一片凋零。这不断推动他思考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国家进步、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增加了他对整个人类的悲悯之心。（参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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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976年唐山地震后，周有光夫妇到上海，在三姐周慧兼居住的大陆新村的家门口合影（左起：周俊人、毛廷襄、周慧兼、周有光、周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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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周有光重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这一年的秋天，一个由美国大学教授组成的访问团前来中国，四妹张充和的夫婿傅汉思是副团长。阔别多年，他们终于恢复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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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春天，周有光突然被要求去参加在华沙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会议（参见图6-5），那是“文革”后他第一次出国。由于是对方邀请，周有光只是换掉了打补丁的衣服，穿上临时定做、需要归还的西装，身无分文地被送上了飞机。他预见到，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及文化的交流需要实现单一罗马化读音标准，因此不失时机地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通过了他代表国家提交的建议。周有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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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华沙会议，周有光代表中国在会上发言，提议将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这一建议正式被联合国采用，并在其他国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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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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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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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人们就期待在不同的文字中间可以找到一种转换方式，减少汉字与其他语言的翻译问题、减少读音带来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使得汉语具有了对应汉字的标准化读音表述，减少了发生在不同语言的交流过程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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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张允和陪同周有光再次来到已经离开30多年的美国（参见图6-8），周有光希望海外人士了解汉字改革的意义，他在一些大学介绍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了解美国“二战”以后的变化。他们与张充和夫妇重聚，傅汉思请他吃饭，他则对麦当劳发生兴趣。麦当劳或许也意味着一种美国对其他国家日常生活的全球性影响。不过，还要再等三年，麦当劳才进入了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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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984年，张允和陪同周有光访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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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周有光访问香港，还多次出访日本（参见图6-6）、新加坡（参见图6-7）等国家，考察与汉语有历史传承、运用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以及双语教育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仔细地研究香港的语言问题——这个与内地差异极大的国际化大都会，很长时间里官方教学语言是英语或广东话。至香港回归前后，大中小学才开始设置普通话课程。周有光一方面看到香港在双语教育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也了解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香港普通话研习社这样一些民间团体的作用：这些团体一直在试图将拼音优化教学引入香港，促使汉语拼音也成为香港中文发音的基本标准，这不仅有利于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同时也将促使香港成为语文现代化、双语教育的一种典范。当周有光得知香港熊怀苑（参见图6-9）长期从事普通话教师培训与优化拼音教学研究时，他给予了特别的支持、鼓励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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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985年周有光率中国文字改革参观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村野辰雄以及同仁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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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987年12月1日，应新加坡华文研究会邀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新闻中心演讲并进行学术讨论。周有光左面的是华文研究会会长卢绍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