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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制度使得学术辩论有点儿像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像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里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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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平原先生跟你是同一年进大学，他曾谈过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你当时在北大有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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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我跟他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我想，平原兄大概有这样一个判断：由于我们直接上面的这一代在新中国以后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认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更尊重和追随更上面那一代，就是隔代的那一茬。但是，这可能是后来不断反思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当我们1978年春天到北大的时候，直接接触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比如说，金开诚先生、裘锡圭先生、严绍先生、张广达先生。这些人跟我们接触很密切，所以不能说我们就真的跳过了这一代。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所谓“隔代遗传”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在不断地反思以后，觉得我们可能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跟更上面的那一代更加亲近，而不太像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这一批人，他们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在屡次政治运动冲击以后，学术积累不够深厚，他们不是那么能影响我们的学术和思想。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他们接触还是很密切。我们跟上面的一代其实还是有很多能够相通的地方的。比如，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影响，多多少少在观念上不够开放，学术积累上确实不够深厚。比起更早的一代，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里面还有像周祖谟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我还见过游国恩先生、魏建功先生，可能从学术上会有更亲近的感觉。但是，五六十年代出来的这一批人，跟我们有更密切的接触，不可能马上越过那一代。有些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像张广达先生，他是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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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张广达先生在这一辈的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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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他是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些不突出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平庸的人，关键也是要去理解他的那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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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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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对。说老实话，三折腾五折腾，像烙饼一样，他有什么时间去积累？而且他从整个大学以后受到的影响以及做学问的模式，都受到那种社论式的思想和文风影响，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怎么样。这一代人是悲剧，从个人来讲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因为“文革”十年里面没有机会跟学生接触，反而在那个时候对教学投入的精力很大，所以跟我们接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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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投入的精力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好像要把自己的青春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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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他们说，我们十年都没有学生，更没有好的学生。碰到77、78级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也特别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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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恢复高考的头几届，因为那么久没有大学招生了，有些人年龄还比较大。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届是不是后来成才的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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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所谓人才集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才是多，另外一方面是机遇很好，可是，我更愿意强调这是时势造成的。我们直接前面的那一代，因为受到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们没有很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他们的论著有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不太可能在学术上提出话题，引领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占了便宜，好像前面是开阔地，一出头马上就能站在前沿了，这是一个时代机遇，咱们得承认“时势比人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当然十年积累了这么多人，可能人才是多一点。可是，这些人天然的缺陷很多，因为十年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可能基础未必很好，像我只读到初中就考大学了，到后来需要恶补，那个恶补有时候就很实用主义，加上年纪大了，英文、日文都学得不太好。那个时代应该说是畸形的时代，着急起来什么都写。看起来一下子东西很多，但是在学术积累上未见得就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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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没有受过正常的教育，有下乡、劳动的阅历。从学术上来讲，你觉得人生的阅历重要，还是正常的教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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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这是一个很不好说的话题。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讲，你从1966到1978年这十二年都是在社会上飘荡，你有很多社会阅历，这对你后来学历史、人文这些东西有很大帮助。这个话听听好像有道理，但我是有疑问的。第一，因为你刚好学了需要阅历和经验的历史，所以社会阅历就有一些用处。第二，谁愿意拿出十二年时间，尤其是青春年华去换这点人生经验？第三，这个阅历和经验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实还很难说。77、78级这两届学生，我认为有极好的，但可能也有极坏的。你想，如果他把这些人生经验和社会体验嫁接到了另外一面，万一他做起坏事来，也是经验丰富，可以做得很绝的。阅历和经验并不都是加分的。再说，如果学数学、物理、化学，也许宁可希望这十年不要浪费，去受正规的学业训练。只能说，学人文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可能是有用的，尤其是学历史的，让他能够更好地对已经消失的历史重新进行想象、体验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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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大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多一点，还是对历史的兴趣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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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因为我学的专业叫古典文献专业，所以没有文史的分别，实际上是文学和历史同时都在做。我的本科论文和研究生论文都是跟历史有关的，而且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最早让我细读的是《史记》。当然，那时候学生都有文学理想和文学爱好，再加上在古典文献专业，我还作为助教承担过一门课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是跟文学有关的，这促使我非常努力地去看古代的文学文献。所以，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跟老师金开诚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后来再版的时候改名叫《古代诗文集叙录》，有五十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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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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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对。我个人的兴趣还是偏重历史。我在大学和硕士期间的主要兴趣是中国史学史，所以那时我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史学的。大学期间最早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是讲东晋西晋时候的历史学文章，不过，在《文学遗产》也发表过文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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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写《中国思想史》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之前，你做了很多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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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因为我最早做过禅宗，后来又做过道教，所以，有人认为我既然做了佛教史、道教史，对写《中国思想史》很有用。因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大概处理佛教和道教的部分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面，佛教、道教比较弱，胡适就在英文书评中批评过这一点。因为佛教、道教是中国思想史里面比较难以处理的。所以，我在写作两卷本思想史之前，一直在准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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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的《中国思想史》有什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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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我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如果让我自己评价的话，第一，我是“破”较多而“立”还不够。之前的很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西洋哲学史的框架带来的模式问题，也有资料上陈旧的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史，至少改变了过去固定的思想史模式。第二，我自认为文献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又比较看重扩大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用了别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里不用的一些东西。第三，我的思想史有一套较新的写作方法，包括像章节的设置、选材。当然，《中国思想史》提出了很多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解决没解决，我自己不敢说，也许我提出的理想也没有做到，但是，我的作用可能是把原来固定的东西打散了。本来是很平静的领域，“吹皱一池春水”是我的作用。说老实话，在我之前的思想史、哲学史，既定模式是非常强的。历史是一个被既定的脉络，就像一个辫子，过去的辫子就是这样，你拧紧了，大家都只好反复梳这一根辫子。现在，我把它打回披头散发的状况，再重新编辫子，就是重新脉络化，你就可以按照你的理解来重新写。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想为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去掉脉络化，去掉熟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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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画往往是陈陈相因，老师的技法，徒弟不断地传承。很多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都是陈陈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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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是。从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到最晚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你可以看得出选的人、选的书大概差不多，它们评价的高、低也都差不多，主脉络也都差不多。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从隋代的王通到中唐的韩愈，这中间的思想史，除了佛教以外没有其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宋代，从“宋初三先生”到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大概就是这个脉络，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就能够打破这个固定模式，比如说“宋初三先生”好像是宋代思想史的开端，可是不对呀，他们活动的时候，宋王朝已经成立八十年了，那前八十年就没思想吗？其实，这只是一个儒家叙事的脉络，难道只有这些人加上王安石，别人都不带思想，就他们几个人有思想吗？你看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他把朱熹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之后，那个历史就丰富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原本拧得很紧的辫子解开，先变成原生态的披头散发状态，那么，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史理解，梳它五个辫子或者是梳它六个辫子，或者梳两个辫子，这就好办了。可是，要是这个辫子不解开，永远就只能限制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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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思想史上，要解决佛教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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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佛教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老师对我们讲，两个东西你不要去搞：一个是佛学，一个是《红楼梦》。当然，说《红楼梦》是开玩笑，因为红学一搞就从《红楼梦》搞到曹雪芹，从曹雪芹搞到曹雪芹他爸、他爷爷，有人画漫画就讽刺，那是数曹雪芹的头发有几根，搞来搞去，越搞越乱，无底洞。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无底洞，佛学是非常难的。我经常声明，我不是做佛教的，我只是做佛教史，而且只是做佛教史里面跟中国有关的禅宗史。因为真要做佛教，马上就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中亚传来的，成为世界性宗教，那它有各种活语言和死语言的问题。佛教有藏传佛教，有东传的日本佛教，有朝鲜佛教，有南传佛教，复杂得不得了。而且，佛教义理细密得不得了，佛教论述非常繁琐复杂，那是一个专门知识领域。但是，我只是涉及跟中国有关的，主要是禅宗，而且禅宗也只涉及它的历史，甚至不很着重谈义理。这样就好一点儿，以前俞大维讲，陈寅恪对佛教思想根本没有兴趣，但并不妨碍他做佛教历史。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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