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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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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生于厦门。1958至196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冶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长水声闻》、《随无涯之旅》、《余事若觉》、《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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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周振鹤教授有几万册藏书。他有一套房子不住人，专门放书，在复旦大学的研究室也是到处都放着书。“读书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就跟我喜欢买书是一种行为艺术一样。”他说，“很多人说：你这些书看得完吗？其实书是肯定看不完的，但是你看着喜欢，就想买，买了即使看一点都是好的，以后你可能想起其他事，用心查这些东西，就会记得在哪一本书看到过，再拿来对照一下。一个人一辈子如果不读书，好像生活不完整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过去，要吃饭、睡觉、工作，还得有其他的消遣，读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读纸质的书，电子版的书只用来查，不用来读。读书是好玩的事，做学问也是，你要不觉得好玩，就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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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周振鹤在厦门鼓浪屿出生。他的母亲是厦门人，父亲是无锡人。在中学时，周振鹤每天上午上完课，下午的课很少，中午在学校里吃完饭就把作业做完，到一点多钟就玩去了，或者捧着一本小说看。到中学结束时，他已将中外的重要古典名著都差不多看了。周振鹤说：“中学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时间看书，不停在做那些没完没了的题目，并不是为了提升智力，而是为了竞争，为了考进好的学校。所以中国的学生跟外国的学生是相反的，外国的高中可能很轻松，到大学是拼命的。中国高中是拼命的，到大学里头就睡觉。我觉得这种教育完全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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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振鹤参加高考时，正值反右之后，父亲已被划为右派，而且成分不好，因此只能被录取在比较艰苦的矿冶系采矿专业（实际上是采煤专业）。当时并不依高考成绩定录取，而是根据所毕业中学上报的适宜录取（其中还分宜录取机密专业或一般专业分档）、不宜录取的学生名单来决定取舍。其时又逢“大跃进”，福建省历来是输出考生到全国重点大学的生源大省，但当年却留住了许多考生，准备开办一所工科大学。学生招了，但学校还没有影子，所以将这些学生寄读于厦门大学。此前，周振鹤一直对建筑感兴趣，觉得好的建筑就跟好的乐曲一样，能够让人荡气回肠。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年半后，矿冶系合进新办的福州大学，他就到福州大学又读了三年半。厦门大学有好几位老师给周振鹤留下深刻的印象：物理学的老师很幽默，到学期结束时说：大家可以对我的课提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包括老师脖子很长也可以说。有一次周振鹤到图书馆去借书，看到这位物理老师在借外文书，一看却是马克·吐温的原版小说。又有一位俄文老师原来是教英文的，周振鹤到他家去拜访过，看到他家里有一整套第十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便问老师希腊文明史上犬儒学派是什么意思。老师就把《大英百科全书》拿一册下来，边看边将答案告诉了周振鹤。这些小事都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在厦大，他的基础课学得很扎实，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的老师都是很强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理科基础知识方面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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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周振鹤在福州大学毕业，先在湖南马田煤矿待了八年，后到岳阳地区煤矿待了七年。整整十五年里，周振鹤碰到过很多矿难，抬过好几次死人出井，也献过好几次血，因为他的血型是AB型，比较少，需要这个血型就常找他。其实在煤矿里，周振鹤保持了中学与大学时的兴趣，热衷于文史读物，漫无目的地看过许多书。他对外语尤感兴趣，不满足于学校单一的俄语教学，就自学英语和日语。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可能一辈子就在矿山里做助理工程师，再升工程师，或许有可能做到高级工程师，最后退休赋闲。在岳阳地区煤矿，知识青年招工进来了一位女青年，给周振鹤画工程图，后来两人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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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度过了人生当中相对没有亮点的十五年。“工程上有问题的时候找我去解决，没有问题时我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创造性的工作并不多。我觉得对这种生活好像不满足，人到这个世界上一辈子好像也不能白过，总要做一点什么事。先后在两个煤矿里一共待了十五年，证明做不出什么事来，就只能过过日子而已。”1978年，大约是4月份的某一天，三十七岁的周振鹤和太太到一个粮店去买米，看到桌子上的报纸登有关于招考研究生年龄放宽到四十岁的消息，一下子动心了。太太非常支持他去报考。他的父亲经历过反右运动，觉得考文科有点危险，而历史地理专业带有一点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是文史类，又跟政治远离，建议他挑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当然，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报考这个专业需要考试的专业课是中国通史、中国地理与古汉语，这三门于他有较大的胜算，否则以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肯定无法与他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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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准备报考时，矿上领导怕他走后没有人来填这个萝卜坑，不让他报考。直到报名的最后期限到了，周振鹤想出一句话：“我是念工科的人，去考文史也未必考得过。”领导听了觉得有道理，终于盖章、签字，岳阳地区的报名截止期已经超过两天了，幸亏招生办还没有把情况汇总到长沙去，报上了名。考完以后，周振鹤一直没有接到复试通知。正感无望之时，突然来了复旦大学的通知，矿上领导悟到大势已去，这个周某人可能会跑掉了，只好赶快打报告要上面再派一个技术人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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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招的硕士生中，葛剑雄连大学都没有读过，周振鹤则是非专业出身，后来两人都成为谭其骧最早的两个博士生。周振鹤回忆：“现在三十七岁都要当正教授了，我三十七岁才读研究生，回想起来蛮可笑的。但那是一个转折点，以后的读书的方向，就转到历史地理来了。”1986年，周振鹤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出版，首次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并涉及中日欧语言接触问题。1987年，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出版，正式使用“政区地理”这个概念。近年，周振鹤很大的精力花在修订、主编十三卷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他的老师谭其骧曾编出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是只有图，没有文字说明。他希望将历史上中国行政区划用文字、表格跟地图的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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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以历史地理为专业，但兴趣广泛，阅读和研究涉及许多专业。他喜欢旅行、收集地图，对外语与汉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兴趣。他说：“外文懂得多一点，知道的世界就大一点，好像多开了一扇窗子，对外面的世界就看得更全面一点。西方也好、日本也好，都对中国的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外国人怎么理解中国的学问，很有意思。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学术的路径也不一样，整个文化都不一样，他们怎么理解中国文化？因为最终文化是最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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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以前听说过谭其骧先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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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既没有听说过谭其骧先生，也不知道历史地理是什么专业，不知道是历史还是地理，根本毫无认识。因为我是念工科出身的，纯粹是为了改变现状而考试，我不愿再当这个助理工程师，希望改变一下。当时也没有想到北方人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考试的成绩是葛剑雄跟我两个成绩最好。笔试完以后面试，谭其骧先生是在龙华医院给我们面试的。因为他中了风住院，要面试我们，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我大概面试成绩是最好的，他最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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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谭其骧先生教书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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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谭先生教书其实不像我们现在给博士生那样很正规地上课，所以我不建议对博士生跟对本科生一样的方式上课，博士生是应该跟老师讨论问题的。学生自己看书，然后有问题提出来跟老师一个礼拜讨论一次。本科生才要正规上课，硕士生都应该以讨论班为主。博士应该能够跟老师一起解决问题。现在的博士生还要上呆板的课，所以我觉得这不大合适。谭先生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问题的学生，所以他不拘一格的想法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我们不问文理科，即使从计算机系、化学系转来的学生都接受，基础知识不够，没有关系，可以补的。但是你的聪明不够，那我们就不好接受。因为历史地理真的是需要聪明度比较高的人，光是死记硬背没有用，脑子要活一点。这有点理科性质，历史材料不够，反映在空间架构上，有些东西就要用逻辑思维来建构。我的《西汉政区地理》很多就是用逻辑推理来弥补，因为历史上断掉的链条很多，你要把它接起来，又没有史料，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弥补，以后如果出土的史料有了，你可以再给它改进充实提高。现在很多出土材料，又可以改进我的《西汉政区地理》，但整个框架当时是按逻辑推理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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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推理很重要。我们历史地理招生就是欢迎理科的人来考，因为理科有很多学生非常聪明。谭先生年轻的时候就转了几个系，到第三个系才是历史系，因为他有兴趣爱好，所以学校应该允许有人转系。我们现在有好些学生念了计算机，本科毕业来考我们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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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读了四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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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是。谭先生是念了三个系。自由选择专业可以使学生受到真正合适的训练，而且符合他的学术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你要没有兴趣，学术就做不好。为了这碗饭才去做研究，没有意思，你必须好奇。致用有时候都不能促进学术的研究，致用是为了一时的用处，拼命去做研究，这样也能出一点成绩，尤其是工科方面，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有时候如果不计功利，而是纯粹从学术的发展去做研究的话，往往到后来有很大的用处。学术方面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求真、存实，而不是致用。你如果老是把致用作为最先考虑的动机，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做一个东西，你首先想到有没有用，那这个学术做不好。你首先要想到就是求真存实，这样的学术才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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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自来有没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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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专门的历史地理没有传统，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这个学科。顾颉刚先生跟他的几位学生，像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这些人努力，慢慢就使这门学科成型了，他们是开山者。但是过去也有一些传统，比如说《汉书·地理志》讲西汉的地理，也追索到汉代以前的地理。现代，如果只研究当前的地理就是地理学，但是追溯到历史时期，要想知道历史时期黄河的河道跟现在的河道有什么差异，这就是历史地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古代治理黄河泛滥、缺口、改道，就要了解黄河是怎样变迁的。实际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历史地理问题的。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一门专门学科，要到30年代以后，慢慢就形成一个历史地理学科。过去传统的只是沿革地理。沿是不变，革是变化。疆域政区的变化，秦朝、汉朝、唐朝的疆域有伸有缩，是变迁的。行政区划也是变迁的，比如说秦代分三十六郡，到汉代分一百零三个郡国，行政区划是有变迁的。过去就已注意到疆域怎么变化，行政区划怎么变化，还有人口数量也有增减，人口分布也有稀密的地域差异。但是到30年代以后才上升到了科学，因为西方有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学科名称，顾颉刚先生跟谭其骧先生一起编《禹贡》半月刊，英文名字就用了historical geography，就是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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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相对完善了，但还是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中国历史地理可能在世界历史地理当中现在有一席之地了，研究成果很多。但是跟外国的历史地理理论、研究对象方面相比，并不见得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地理就是在国外也不像历史学那样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历史学当然在东方、西方都是很古老的，那么历史地理相对要比历史学新一些。研究地理，如果不看历史时期的地理变化，对现在的地理研究也不会研究得很透彻。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的从业人员，当然还是数量少。复旦有一个单位，是谭其骧先生带头；北大有一个单位，是侯仁之先生带头；陕西师大是史念海先生带头。但是学科前景是很好的，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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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辨运动，推翻了原来一些历史的定论，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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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我觉得顾颉刚先生闻名了以后，他过去提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是他的历史作用是永远存在的，是抹杀不了的。因为当时提出了古史辨运动，实际上就把对历史的认识再往前推进。尽信书等于无书，人是要有怀疑精神的，搞学术没有怀疑精神怎么搞，所以应当于不疑处有疑，这是正常的。疑错了都没关系，不疑倒是有关系。疑错了，别人还可以给你纠正；总是因循前人的说法，那么学术怎么进步呢？所以，我觉得古史辨运动推动了历史学前进，现在有人认为它的某些怀疑有问题，但即使如此，古史辨运动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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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跟鲁迅的论辩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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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鲁迅嘲讽了他一下吧。顾颉刚的意思是“禹”字中间是一个虫字的结构，他说大禹原来也是一条虫，不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这个思路也是疑古的中心思想，主张中国古史是层累形成的，说上古的尧舜禹是不存在的。这叫尧舜抹杀论。日本人也有提出来，所以有人说他这个概念是抄日本人的。不管他是不是抄日本人的，他在中国掀起一个疑古的运动，对解放思想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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