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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鲁迅对顾颉刚的嘲讽，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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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鲁迅也是有学问的人，他说要是这样，你是姓顾，应该叫你鸟头先生。凡是被鲁迅嘲笑过的人，更不要说骂过，在解放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只有一个人——李四光例外，李四光也是被鲁迅嘲笑过的，我注意到这个人没有受到影响。凡是被鲁迅点过名字的，解放后都不大好过，因为毛是对鲁迅的这种批判精神很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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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关系也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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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两个人都是胡适的学生兼朋友，亦师亦友的关系。但傅与顾有点亦敌亦友的味道。傅斯年说顾：看来你都要做学术界的王了，如何如何。在他们前面，像梁启超那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学术上又能做得非常好，但是一天麻将都还要搓几圈，梁启超曾说唯有读书才能忘记麻将，唯有麻将才能忘记读书。他给人家写序，把序写成了一本书，只有梁启超那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本事，那种人都是不世出的人。像顾先生也是这样的人，每天不知道要做多少事，要回多少信，看多少书，做多少读书笔记；还要见很多学生，要上课，自己写著作。不知道他们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都是厉害得不得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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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几个杰出的人物像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都是顾颉刚先生的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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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对于培养人才，顾先生做了很大的贡献。像童书业先生也是没有念过什么大学的，也被提携了，变成大学者。童书业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什么方面都可以谈论一下，历史地理也能谈一下，美术方面也能谈。这都是顾先生不拘一格提拔的人才，所以这些人都很佩服顾先生，当然学术上也跟顾先生有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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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傅斯年开创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传统，对历史地理研究又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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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他们好像并没有像谭先生、侯先生、史先生那样的历史地理。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他主要是提倡这样的史学风气。历史本来就是无用之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凸显的是科学性质。我觉得傅斯年是要把历史当科学来弄。过去历史学总是被看成人文的东西，不看成科学的东西，傅斯年可能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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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傅斯年与顾颉刚非常有意思，都有开创性的研究，后来一个去了台湾，一个留在大陆。如果有人好好去研究两人的关系，也会是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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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傅斯年研究已经蛮多了，尤其王森专门搞傅斯年研究，写了一些书。我觉得对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倒是还不够，稍微偏向表面一些，不像王森对傅斯年研究那么深。把傅斯年跟顾颉刚放在大背景下来进行对比研究，还是有人提到，但是专门的研究还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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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学术兴趣是不是慢慢从历史地理扩展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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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对，可能是跟我的个性有关，我的个性就是见异思迁，见猎心喜，这是我最大的毛病。我一看到有新鲜东西就要去关心一下。学问跟学问之间其实有联系，有的人就是做一个窄而深的学问，怕其他学问来影响这个窄而深的学问，所以不敢看非专业以外的书。这一点我不大以为然，我觉得一个人的知识面要拓得尽量宽，专业的那一点才能开拓得深。就像建一座大楼，地基挖得很深，大楼才能建得高。我本来就不是历史地理专业出身的，是野狐禅，所以我也不大怕人家说：你这个根本非正统，你越轨了，你捞过界了。所以，我在做历史地理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语言跟文化之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研究一种学问，不要画地为牢，必须要旁涉其他的学问，再来反观自己的学科。学问之道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希望能够在专的基础上尽量地左顾右盼，要有一定程度的宽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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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有所谓专家与通才之辩，这个时代专家越来越多了，通才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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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过去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物理学家只懂物理，要他去讲数学、化学可能就不够专了。专门家只讲他那一方面是专的，要他讲其他方面，可能就会讲出错的东西。博识家多浅，门门都懂得一点，但不会很深，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那么长，所以做学问不能泛滥无所归，贪多嚼不烂。但是，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太乏味，这样的人生不多彩。知道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对你的本门学科的深化、细化都有好处。所以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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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是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疆域的问题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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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古代有一句话叫“在德不在险”。战国的时候，魏国君主说这个地方地势很好，可以据险固守。吴起就说“在德不在险”，一个国家能够守得好主要在于道德水平高，国家就能维持得住，不是在于山川险要，用武力来防守。清朝的雍正时期，越南趁着划界偷偷地多占一点，官员汇报上去说，应该给越南一点惩罚，雍正皇帝说：算了，它多占一点就多占一点，天下这么大也不在乎那一点。不过当代世界对于领土、领海与领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寸土必争，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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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说历史是无用之用，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读史是为了鉴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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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因为中国讲究经世致用，什么东西都要有用才去做它。这个经世致用的传统当然好，会促进国家发展，要是什么东西都不去想到利用，这个社会怎么会发展呢？但是如果强调过头，什么都要有用，那么科学是不会发展的。中国近代科学不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讲究经世致用了，因为好多学问的研究，一开始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用的，像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恐怕目前还没有实际的用途。但是那样的题目做出来是人类智慧能够达到高峰的表现，至于它以后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人类有这样的智慧，就要去解决那样的难题，这体现人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希腊人过去研究学问不求有用无用，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就要去探究它。无论是技术方面的科学、人文方面的科学、自然方面的科学，都要去探究它。但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要从用处开始，没有用处的事情绝对不做。这会影响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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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先生写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主要是回应李约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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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对，他认为李约瑟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道路跟西方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问中国为何不出现近代科学，这个是从西方的立场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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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历史地理这个学科来讲，研究历史地理对现代区域划分或者地理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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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还是有点借鉴的意义。比如说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从秦统一天下以后，行政区划经过两千年的变迁，这里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哪一种有利一些，哪一种不利一些。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府也是利益主体，实际上政府也变成一种经济人。照道理讲，政府是没有自己利益的，只有老百姓才有利益，具体的人才有利益。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老百姓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政府本身是没有利益的，利益是在老百姓身上。但是实际上现在政府变成一种经济人了，也有利益追求的，所以行政区等同于一个经济区了。在西方一些国家，行政区划不是那么重要，划完就划完了，不改变了。我们每年都要改变，没有哪一年不改变的。那么，这个行政区划为什么要变迁呢？就是因为经济的主导权在政府手中，政府是在这个区域里头管经济的，过了这个行政区划界线就管不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是开放型的，不是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不要说行政区划，跨国公司都有了。欧盟很多国家的关税壁垒都要打破，所以就不大可能出现行政区域经济这种现象，他们行政区是行政区，经济区是经济区。但是我们行政区跟经济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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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为什么对汉学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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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对汉学感兴趣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外文，但是我们又没有机会读，我们初中读了一年多一点英文以后就取消外文课了。我虽然喜欢，但也没辙。到高一就开始读俄文。我对俄文也很感兴趣，现在俄文大体上还能够用一点。后来自己学英文，然后我对日语也很感兴趣，因为日语有很多汉字，我当时觉得很好玩。小时候看到一本书，上面写“台湾”两个字，我就想借来看，图书馆员觉得我这个小孩子怎么看得懂，就跟我大声讲：这是日文的！这件事我记忆很深，我就想一定要学日文。明明封面写着汉字“台湾”，为什么他不借给我看，后来就自己学日文。后来又补学英文，所以现在马马虎虎，这三种文字都勉强能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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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兴趣的是人跟人之间不同的文化怎么能够沟通，怎么样能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的学术发展两三千年，自己有一套路数，西方也发展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有一套路数。我们怎么理解西方，西方可能感兴趣，西方人怎么理解我们，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汉学就是一种途径。实际上，从16世纪以来很多西方国家跟中国接触了，他们就会保留下来很多文献，记载跟中国的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东西。比如西班牙语跟闽南话的对照，那些东西都是以手稿的形式存在，没有印出来的。如果你懂得古代的西班牙语，就可能会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更深刻一些。小语种在中国比较弱，中国人懂得最多的是英语，对小语种研究比较弱。所以我希望像德语文献、意大利语文献、葡萄牙语文献能够有人深入地研究。开一句玩笑，如果有人肯下功夫，只要做，就能成名。因为从16世纪以来，积累下来的西文文献还有很多没有被译成中文，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传教士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现在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是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年轻人最好，又懂外语，且不想利用这个外语去快快赚钱，而是想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投身到学术去。但这样的人是少数，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的人。只要一步一步来，就可以把很多空白都填满。因为中外文化交流里有很多空白。这样，不但是汉学研究，对中外文化关系学的研究也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我近几年都努力在做这些东西，比如主编两套书，一套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传记丛书》，一套是《晚清来华外交官传记丛书》。我开玩笑说：要是有人懂小语种，一做就会出名，因为资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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