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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的未来,钟叔河和朱正同抱乐观。钟叔河说:“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走向的世界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中古的世界是划分为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当然文化之间有接触、有交流,但是基本是作为不同的地区独立发展的。进入近代以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全球文明,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如果全国人民真正接受了普世价值,中国的问题就好办了。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走向世界是追求共同的世界。你们都应该看到走向世界的曙光,我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我对于这个前景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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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为什么对周作人这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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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我喜欢他的文章。很小就看他的文章,在1945年以前,我只能从我哥哥战前的国文读本上看到,抗战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就不选了。抗战开始,父亲把我一个人送回湘北老家,老家的书都是线装书,白话文的书就是我哥哥的初中国文读本,我就这样接受周作人。那时候,我连哥哥的历史读本、地理读本、生物读本都读。抗战胜利,我读高中,语文程度也提高了一些。那时候也不再新印周作人的书了,但是老的书在旧书店还是有,发现了就买来读,慢慢喜欢上他的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除了美以外,还有真和善。真就是知识,关于人生和大自然的知识。善就是能启发你去追求知识。像《故乡的野菜》,作为散文,似乎还没有叶圣陶那么轻灵,但是它能引起你思索。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经得看,它有思想高度,有文化内涵,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要求读书明理的期望。他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我喜欢周作人,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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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旧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国,鲁迅和周作人都对它采取不调和的批判的态度。对于旧的文化,他们是最彻底的批判者,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周作人和我的思想是合拍的,我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前一代人在认识的深度上来讲,还很少有人超过周氏兄弟。当代的学者有些新的观念,会些新的名词,讲的很多话可能比周作人新一些,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水平。因为后来人对于旧中国和旧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所以他们的批判不可能到位,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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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怎么看1937年周作人留在北平的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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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那时日本侵占中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被动挨打的。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对这些人也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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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京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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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逃难,开头大家也不知道抗战只有八年,不会知道八年以后就会回来。在沦陷区要不要办教育呢?政府走了,军队走了,人民还在,北京有几百万市民。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剃头匠,在北平剃头,或者我是一个开店的人,靠做面条或者蒸馒头为生,我的房子就是我的生产资料,我能够到重庆去吗?我去那儿,谁给我房子呢?剃头匠在北京,反正谁来了还得剃头。但是,我这个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他要不要进小学呢?小学生能够到延安或者到重庆去进学校吗?还是只能就近上小学。那么还是要人办教育,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所以,我认为抗战时期留在北京、南京办教育的人,教书的人,俞平伯、钱仲联他们,是没有多大罪过的。有很多重要领导人,当时不也是在沦陷区读的中学、大学吗?张爱玲当时也是个学生,不也留在上海,写文章发表文章吗?她的成就不也是中国文学成就吗?关于周作人,蒋梦麟讲过:当时周还是北大指定的留平四教授之一,这四个教授是学校委任他们留在北平管理学校的校产,蒋梦麟后来给他证明了。但周作人自己不愿意走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他要走,蒋梦麟强要他在这里坚持。但蒋梦麟毕竟也认可了学校要留人照料。当然,后来周作人当督办,就不是一般地办教育了,那是做官了,而且是大官。他自己的解释就在他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里面,这与他在文章中一贯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读懂并且诠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以自己的认识来影响周围的人,努力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只要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他就觉得对得起中国人,对民族和人民尽了责任。我相信他的这个说辞,我并不认为周作人是为了做官去跟日本人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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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时周作人也很可能认为蒋介石会打不赢日本人,但是中国多几亿人,日本人不可能亡中国的种。北魏也好,辽金也好,元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是异族统治,汉文化还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再生力和保守性是很强的。我经常说“保守”这个词有两面性,不完全是贬义。它能够保守,说明它能够保持自己的本位文化。金朝、元朝、清朝都是汉族人做亡国奴的时代,但是金朝、元朝尤其是清朝,汉文化还是大大地发展了。相反的,金、元还融化在汉文化里面。东亚文化还是以汉字文化为中心。周作人认为政权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国家也并不完全等于人民,更不完全等于种族。周作人可能会以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可以亡,中国文化则不能亡,也不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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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论历史人物,凡是这个人主张对外打仗、不妥协的就是好人,主张对外和平妥协的,就是卖国,就是不好。比如李鸿章,就是汉奸的代名词。如果李鸿章不办外交,由支持义和团的人去办外交,会是什么结果呢?没有李鸿章,不订和约,中国只有吃更大的亏,结果只能是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在一个世界上不能只讲打,列宁为什么要订《布列斯特和约》呢?苏联和日本也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承认外蒙古,苏联承认满洲国。王造时他们当时向斯大林写了抗议信,这就是王造时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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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直说蒋介石卖国,其实蒋不仅抗日,他对美国还是坚持独立性的。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比如说史迪威,他坚持不要的:你把史迪威调走,我不要这个参谋长,你不要来干涉我中国的事。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的独立性,比汪精卫在日本人面前的独立性要大,比王明、博古在苏联人面前的独立性也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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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也跟以前完全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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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到现在慢慢地有另外一种偏向,完全肯定曾国藩,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曾国藩毕竟不能够使我们现代化。曾国藩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传统政治里面的谋略和权术的运用,确实是一种遗产。他有很高明的处世哲学,怎么样教育儿子,怎么样练字、读书,这些经验都是可取的。但曾国藩毕竟是过去了的人物,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周作人却是个现代知识分子,他也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毛泽东去拜访他,就是想了解他到日本去考察新村的经验,想拿到长沙河西新民学会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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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曾国藩是不是对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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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承认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亲笔写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承认他自己对于近代的人,只崇拜一个曾国藩。他把曾国藩和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都做了比较。蒋介石也是这样,崇拜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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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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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这是后来的说法。当官就要看《曾国藩》,经商就要看《胡雪岩》,看两本小说。这种说法充分暴露了如今官场和商场的文化之低,甚至比晚清时的官场和商场还低,低到了不可以道里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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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集中了中国专制时期的为官之道,他对于官吏的政治权术了解得很透。我有个比方,马基雅维里不是写了本书叫《君王论》嘛,我觉得曾国藩写的可以叫《将相篇》,正好可以和《君王论》作为兄弟书。马基雅维里讲的是君王的统治之道,曾国藩讲的是将相的驾驭之术。曾国藩跟他弟弟写的那些信尤其是赤裸裸的,跟弟弟讲话不需要什么避讳,讲得露骨,属于私房话。研究旧时代中国的官僚文化和政治哲学,这些很有价值。曾国藩是传统中国崩坏前的“最后的巨人”,却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领袖。中国要现代化,用不着读曾国藩;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却非要看曾国藩的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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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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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我如果不感兴趣,就不会有《走向世界丛书》。但我虽感兴趣,对现代化问题的钻研仍然是有限的。我的职业是一个编辑,你知道编辑也好,记者也好,是没有办法很“专”的。比如你今天来做一个专题,你要写湖南的曾国藩和毛泽东,你明天可能又要搞另外一个专题,你不能一辈子研究毛泽东,研究曾国藩。我编完曾国藩又要编周作人,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我不可能像学者专门研究曾国藩,搞他一辈子,不可能那么专心。所以我的学识是有限的,最怕别人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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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在晚清以来,特别是1919年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中国得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不管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但深入到社会里观察,为什么国人的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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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影响深入骨髓,遗传因子不易改变。即使是对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是我,骨子里流的也是祖父的血,中国人的血。我们看的小说,读的诗词,看的戏剧都是旧的东西。这几千年的影响不是几十年的影响能够轻易取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后来又搞了一个“以俄为师”,这是孙中山的一个错误。因为沙俄本是东方专制主义和拜占庭宗教神秘主义的杂种,列宁、斯大林也并不真信西方来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到列宁、斯大林已东方化了。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心移到了西欧,马克思、恩格斯也产生在西欧。孙中山被军阀整得没有办法,病急乱投医,被苏联那些野心家利用了,孙中山也想利用他们,他原来是靠日本(任何革命都要靠外援的),后来又想靠苏联,与虎谋皮有什么好结果呢?集体农庄、人民公社,“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社会和文化、人民的生活,完全和现代化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进天堂,反而变本加厉地将专制时代里落后的、反动的一面发扬到极致,将传统文化好的东西大加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有自由民主的东西,虽然不是主流,却还是有的,弄到后来则一点也没有了。民主自由这些名词也是翻译来的,最初将民选的总统翻译为“民主”,它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后来才翻译为总统,实际上,总统是明清两朝给武官的一个职别。自由一词则古已有之,有个皇帝特爱搞女人,天天要换新鲜,皇后想管一管,他勃然大怒,曰:“朕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意思和现在的意思不同。但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有过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古代文人相当自由,除了异族统治的康雍乾三朝,写什么文章,是没有人来找你算账的,写小说不会查禁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都有讽刺的成分。先秦时期,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秦汉时期有廷议,李斯可以建议焚书,淳于越也可以建议“师古”。一直到清朝,慈禧太后也是允许发表不同政见的,李鸿章主张要签和约,你可以反对,甚至可以公开请朝廷“斩李鸿章之头以谢天下”,不负法律责任;而平时宣扬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宣扬杀人,雇一个杀手去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讲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因为那是政治上的主张。康有为公车上书,他提出来中国要变法,要学日本变法,快变还可以重振,慢变则可以缓亡,不变就必亡。他可以危言耸听,可以上书皇帝,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传统,民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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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胡适晚年在美国用英文作演讲,就指出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自由、民主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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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胡适和康有为都是伟大的思想者,却都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这是中国的不幸。我们远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气魄,更没有胡适那样的学养,但总还希望能有人继起,引导大家多思索一些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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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地、深层次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确要很好地清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尤其是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要很好地回忆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接受经验教训,才可以少犯错误。比如“文革”打死了人,都应该追究,使其负法律责任,该判刑的判刑,该判死刑的判死刑,以后才会少几个杀人凶手。如今中国的很多事情是暗箱作业,如果让公开报道,道听途说自然就收敛了。为什么老是不公开真相,让整个世界猜测呢?比如这个物体,我看到是这一面,你看到是那一面,必须是多维的空间,才能看到这个物体的全貌;如果只一方面解读,只允许一个人发言,只有官方能够说,其他人不准说,那怎么行呢?要允许大家公开地发表意见,公开地竞争。任何东西公开了、透明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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