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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自认是天朝上国，但是像汉代和唐代这两个时代，心态比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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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凡是一个国家强大、自信心强，心态就开放。国家不强大、自信心弱，就不可能开放，就老是封闭的。范文澜过去有个比喻：你吃牛肉，不会担心你会变成牛，长出牛角来，你会吸收营养，你身体会发育得更好。汉唐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是强国，一点都不担心被人化过去。闭关锁国的时候就是担心被人化过去。大国时代也会有自大的心态，像乾隆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乾隆对自己国家不了解，但他对世界肯定不了解，他不知道西方已经在崛起，英国已经在崛起了。英国从17世纪的光荣革命到18世纪一百多年，已经开始要进入工业化了，一个新兴的国家已经出来了。乾隆不了解，人家要来自由贸易，他不肯，他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实际上要了解世界了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就有利一些，清朝也许后来就不是那样落后。这是我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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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历史中加入人的设想也是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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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如果齐国统一天下跟秦国统一天下会不一样，因为齐国跟秦国文化差别太大，它是一个政治上比较分权的社会，是比较重视工商的社会，是思想比较开放的社会，宗教也比较分散，不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它的五个方面都跟秦国不一样，所以假如齐能统一天下，中国可能会有另外一条路。这是一种历史的假想吧。有一段时间秦的主要对手就是齐，秦要称帝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就跟齐国说：我们都称帝吧，我叫西帝，你叫东帝。齐不肯，后来秦自己称帝了，但不久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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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研究了历史之后，发现文化最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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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所有的东西都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文化现在被用滥了，包括厕所文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们探究的就是一种文化问题，不是西方那种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因为从地理上来看，好像文化的地域差异很明显，东方跟西方地域不一样，当然有心同理同的方面，也有行为方式上表现差异很大的方面。比如说，中国人宗教观念不强，我始终不赞同儒家是儒教。道教都不是很完善的宗教，更不要说儒教。我觉得儒家主要是一种学术，有一种让人家感觉像宗教一样的东西，但并不是宗教。现在宗教在西方有时已经变成一种似有若无的东西，很多人已经知道上帝不一定存在，但却是一种心灵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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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一开始我们是非常排斥的，现在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排斥。实际上，不同的文明或者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时候会产生互相不能理解的部分。尤其是20世纪以来宗教的复兴又使得文化的差异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不但不同宗教之间矛盾加深，而且同一个宗教里头，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也是加深的。当然亨廷顿讲的那些东西，从根本上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是现在跟他那本书刚出版的时候相比，好像不同意、激烈反对的声音不是那么厉害了。所以，不同文化之间要怎样达到互相理解、互相信任，这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文化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把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地研究，对今后的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有好处的，这其实是更大范围的问题。我们过去最常强调的话是“求同存异”，但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我以为更应该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应该正视各种文明之间的“不同”，不必一定要求同，而是要在不同的背景下求“和”，这是不同文明相处的最高智慧。“和而不同”的理念两千多年前就由孔老夫子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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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 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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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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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著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笼中鸟集》、《小西门集》、《念楼学短》、《书前书后》等，编有《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知堂书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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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名为“念楼”，即“廿楼”之谐音。念楼中挂有沈从文、钱锺书、黄苗子、黄永玉、丰一吟、沈鹏的书法。闲谈中，我提起在香港采访过罗孚和鲍耀明先生，钟先生说他认识罗孚就是通过鲍耀明介绍的，曾托出版社寄赠《周作人散文全集》给鲍、罗二位。“罗孚先生最近还送了我一帧梁漱溟1948年写给他的条幅，托人带到我家里。他那时候不叫罗孚，叫罗承勋。”他想让我看这条幅，在书房中寻找却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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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钟先生告知条幅找到了，请我再去念楼。但见条幅挂于客厅：“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卅七年元旦写杜诗为承勋乡兄之属。梁漱溟。”同座欣赏这幅书法的是钟先生的老朋友朱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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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爱书人，钟叔河和朱正的命运有点相似。1949年参加工作，任职《新湖南报》，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钟叔河说：“有人曾经两次约我一起去自杀，一次是1957年；一次就是‘文革’之后，被捕入狱以前。他觉得厌倦了，不想活了。我跟我老婆都是右派，我有句话是跟自己老婆讲的：‘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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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钟叔河平反出狱，由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深远。关于“走向世界”，钟叔河回忆：“他们原来提出的书名，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出一个形象的题目。中国原来文化对别国也有辐射力，东亚文化圈基本是汉字文化圈。但是，后来中国闭关自守了。我们要走向世界，走向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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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钟叔河则以编辑周作人作品著称。作为出版家，钟叔河力争出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曾轰动一时，当时周作人与曾国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1986年，钟叔河为重印周作人著作撰写广告：“人归人，文归文。”1989年，钟叔河将《曾国藩与弟书》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相提并论，但他指出：“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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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钟叔河写作颇勤，著作不断，不时接受媒体采访。他笑道：“采访很多，对我有害，别人会以为我喜欢作秀，其实我从来就是个有话就说的人罢了。”对当下正在大搞“湖南精神”，钟叔河自有看法：“湖南有湖南精神，广东有广东精神，北京也有北京精神，那还得了。一个地方的特点和性格，怎么能概括为几句话呢？这不过是一部闹剧。如果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的精神，广东就不为天下先啊？如果说‘先忧后乐’是湖南精神，广东人就不先忧后乐了？简直是开玩笑。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有一点价值的话，就首先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会是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知识分子，我是一个湖南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回事。屈原也不是湖南精神的代表，屈原在湖南只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贾谊也是成年以后才到湖南，死也不是死在湖南，生也不生在湖南。杜甫最后一段生命在湖南，远远不如他在四川。现在把他们附会为湖南精神，都是开玩笑，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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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现在想写自传，至于能不能完成，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八十多岁的人，说死就死了。有些朋友头天还在扯淡，第二天就死了。那倒还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受什么折磨。”然而，和一些后辈的接触，让他颇有感慨：“我不乐观的就是现在的在校大学生，这一点很使我失望。他们很少像80年代的大学生、更早30年代的大学生，或者五四年代的青年。那时候的人都很年轻，胡适才二十多岁，现在在校大学生都是他们那个年龄。现在有热血，有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引导他们只去追求物质生活和求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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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文坛，钟叔河表示不喜欢跟别人打笔墨仗：“我也劝过朱正先生，跟别人论战的文章可以少写，自己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何必浪费精力和时间，这有必要吗？这一般都是意气之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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