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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怎么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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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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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地创新。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我们今天在重复当年的狂妄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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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你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思想在今天能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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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觉得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小了。天下主义的胸怀开始消解，就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地盘。中国现在走向了世界，但是精神世界在萎缩。年轻一代人学问做得很精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比老一代人做得要精致。但是越来越陷入雕虫小技，背后缺乏大关怀、大视野。如果这批人就是未来的精英的话，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格局很小的国家。一帮眼界狭窄的技术官僚，再加上一批同样崇尚技术的工匠来治理一个大国。这还算是文明大国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如今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时代格局就很小，应试教育尤为如此，完全工具化、实用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中国文明可能就会在这种小格局的功利主义氛围之中慢慢萎缩，精神死亡。死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文化了，照样有消费主义文化、有网络文化、有乐乐呵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已经没有文明，没有那种超越的关怀，没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轴心文明，没有了。所以，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悲观的，他说到了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明死亡的时代。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到人类文明将亡在我们这代人，就悲从中来。元化先生的苦楚与陈寅恪当年的痛苦有一脉相承之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乐名遂。”虽然时代在变化，文化也在变化，但作为从古老文明走来的一代人，总是觉得若有所失，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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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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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哲学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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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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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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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哪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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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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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用于那些教育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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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通过。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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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对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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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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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一万八千字的信，批评他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他的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只有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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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虽然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都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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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办事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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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90年代，易中天因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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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