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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怎么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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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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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地创新。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我们今天在重复当年的狂妄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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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你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思想在今天能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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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觉得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小了。天下主义的胸怀开始消解,就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地盘。中国现在走向了世界,但是精神世界在萎缩。年轻一代人学问做得很精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比老一代人做得要精致。但是越来越陷入雕虫小技,背后缺乏大关怀、大视野。如果这批人就是未来的精英的话,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格局很小的国家。一帮眼界狭窄的技术官僚,再加上一批同样崇尚技术的工匠来治理一个大国。这还算是文明大国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如今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时代格局就很小,应试教育尤为如此,完全工具化、实用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中国文明可能就会在这种小格局的功利主义氛围之中慢慢萎缩,精神死亡。死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文化了,照样有消费主义文化、有网络文化、有乐乐呵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已经没有文明,没有那种超越的关怀,没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轴心文明,没有了。所以,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悲观的,他说到了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明死亡的时代。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到人类文明将亡在我们这代人,就悲从中来。元化先生的苦楚与陈寅恪当年的痛苦有一脉相承之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乐名遂。”虽然时代在变化,文化也在变化,但作为从古老文明走来的一代人,总是觉得若有所失,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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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哲学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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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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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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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哪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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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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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用于那些教育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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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通过。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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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对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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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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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一万八千字的信,批评他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他的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只有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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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虽然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都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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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办事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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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90年代,易中天因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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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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