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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晚清民初，西方的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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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变。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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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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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众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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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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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地看出来这些革命者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了。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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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鲁迅可能有切肤之痛，他跟左联那些人的关系并没有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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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体会出他们的那种霸道，那种唯我独“左”，那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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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像胡风、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些关系，暴风骤雨中就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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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胡风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尤其像舒芜这些人，当时都各人自保，也耍了不少阴谋，他们跟王实味可能还不一样，王实味是太傻，书呆子一个。胡风他们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懂政治。但是没有周扬那样懂，还是太书生气。胡风想玩点政治，哪玩得过那些政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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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哲学里有做“帝王师”的传统，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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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当时流行什么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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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师的想法，但是他的前提首先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其实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跟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相当接近的。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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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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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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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上世纪80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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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应该说表面上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跟马列夹在一起，大家公认它是马列主义的来源。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太浓，但是理解非常表面。我们现在再去对他们加以研究，绝对不是炒冷饭。我甚至觉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原先的理解太潦草，真正要把握它，那是非常深厚的东西。而这种深厚的程度，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看得出来，德国人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是旁观者，跟我们的文化相比，觉得它确实了不得。德国人也已经麻木了，没搞出新东西来。德国哲学最近几十年非常沉闷，没有新东西。但是他们自家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搞得很透。当年温德尔班有一句话：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人已经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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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去过两次德国，上次我到黑格尔读书的地方，相当于他的故居了。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黑格尔的语录：“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说不对啊，黑格尔从来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哲学界有争论的，恩格斯专门为此发表过看法，现实的不一定是存在的，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做过辨析的。德国人在黑格尔的纪念馆门口怎么贴出这样的招牌？我回来把黑格尔的德文全集从头至尾搜了一遍，没发现这句话。德国《康德哲学》的主编来武大讲学，我陪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误？他说：是的，黑格尔不是那样说的，应该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说那不可思议，在德国本土、在黑格尔的故乡，而且是在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贴出了不是黑格尔说的话，下面注明是黑格尔说的，这怎么可能。他说：“你是对的，我下次去跟那个博物馆的人说：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指出来你们这个是错的。”可见德国人对自己的传统，不见得就吃得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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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反而他们在中国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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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有影响吧，也没有生根。马克思主义都被老百姓抛弃了，都不在乎它了、不管它了。学术界都认为那是老古董，所以它没有生根。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没有人有任何惋惜，包括对黑格尔、康德也是如此。90年代，我的一个博士生的一篇博士论文写黑格尔，写得非常棒，我推荐他出版，出版社说：现在还出黑格尔的书？现在黑格尔过时了，没人看黑格尔的书了。我们这里就是一阵风，这些被热炒的人都没有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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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看金耀基先生写的《海德堡语丝》，在海德堡大学，金先生研究韦伯，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非常严谨。德国人好像做事都是一丝不苟，非常严谨，这种精神跟他们的哲学研究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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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是。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德语跟英语、法语都不太一样。我原来学过俄语，俄语是非常烦的。德语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也相当严谨，一板一眼，逻辑性非常强。所以我学德语，差不多就是学哲学那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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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有没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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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表面的相通有很多。但是凡是相通的地方只要深入一点看，就会发现貌合神离。比如说中国的天跟西方的上帝，说起来很相通。王阳明的心性、心学，跟基督教的上帝在我心中很相近。表面上说出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造就出来的人就完全不同呢？就是因为实际上还是不一样。天理在我心中，这是因为天理本身就是很世俗化的，不是彼岸的东西，所以当然在我心中，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就是一个老百姓。西方的上帝在我心中，它是一种启示，要通过一种冥冥中的启示，上帝还在彼岸，还是有彼岸性，不是说我为所欲为我就代表上帝了，那绝对不可能的。两者是在似与非似之间，看起来相同，但是又不同，这就有可比性。所以我总是力图首先去寻找相同的地方，然后从中看出相异的地方，这样的比较就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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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德国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到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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