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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一万八千字的信,批评他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他的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只有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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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虽然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都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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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办事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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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90年代,易中天因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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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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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晚清民初,西方的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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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变。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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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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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众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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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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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地看出来这些革命者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了。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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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鲁迅可能有切肤之痛,他跟左联那些人的关系并没有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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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体会出他们的那种霸道,那种唯我独“左”,那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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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像胡风、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些关系,暴风骤雨中就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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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胡风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尤其像舒芜这些人,当时都各人自保,也耍了不少阴谋,他们跟王实味可能还不一样,王实味是太傻,书呆子一个。胡风他们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懂政治。但是没有周扬那样懂,还是太书生气。胡风想玩点政治,哪玩得过那些政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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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哲学里有做“帝王师”的传统,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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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当时流行什么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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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师的想法,但是他的前提首先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其实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跟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相当接近的。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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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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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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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上世纪80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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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应该说表面上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跟马列夹在一起,大家公认它是马列主义的来源。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太浓,但是理解非常表面。我们现在再去对他们加以研究,绝对不是炒冷饭。我甚至觉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原先的理解太潦草,真正要把握它,那是非常深厚的东西。而这种深厚的程度,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看得出来,德国人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是旁观者,跟我们的文化相比,觉得它确实了不得。德国人也已经麻木了,没搞出新东西来。德国哲学最近几十年非常沉闷,没有新东西。但是他们自家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搞得很透。当年温德尔班有一句话: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人已经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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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去过两次德国,上次我到黑格尔读书的地方,相当于他的故居了。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黑格尔的语录:“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说不对啊,黑格尔从来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哲学界有争论的,恩格斯专门为此发表过看法,现实的不一定是存在的,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做过辨析的。德国人在黑格尔的纪念馆门口怎么贴出这样的招牌?我回来把黑格尔的德文全集从头至尾搜了一遍,没发现这句话。德国《康德哲学》的主编来武大讲学,我陪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误?他说:是的,黑格尔不是那样说的,应该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说那不可思议,在德国本土、在黑格尔的故乡,而且是在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贴出了不是黑格尔说的话,下面注明是黑格尔说的,这怎么可能。他说:“你是对的,我下次去跟那个博物馆的人说: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指出来你们这个是错的。”可见德国人对自己的传统,不见得就吃得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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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反而他们在中国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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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有影响吧,也没有生根。马克思主义都被老百姓抛弃了,都不在乎它了、不管它了。学术界都认为那是老古董,所以它没有生根。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没有人有任何惋惜,包括对黑格尔、康德也是如此。90年代,我的一个博士生的一篇博士论文写黑格尔,写得非常棒,我推荐他出版,出版社说:现在还出黑格尔的书?现在黑格尔过时了,没人看黑格尔的书了。我们这里就是一阵风,这些被热炒的人都没有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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