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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上世史是中国之中国，中世史是亚洲之中国，近世史是世界之中国。当年视野之开阔让人不得不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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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所做的事情就不能仅仅限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要以普世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儒家从来都是以普世主义的眼光来思考，那是一种人类的智慧，而不仅是民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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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们从外部来看，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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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机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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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2001年去哈佛大学，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慢慢有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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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怎么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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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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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地创新。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我们今天在重复当年的狂妄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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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你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思想在今天能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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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觉得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小了。天下主义的胸怀开始消解，就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地盘。中国现在走向了世界，但是精神世界在萎缩。年轻一代人学问做得很精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比老一代人做得要精致。但是越来越陷入雕虫小技，背后缺乏大关怀、大视野。如果这批人就是未来的精英的话，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格局很小的国家。一帮眼界狭窄的技术官僚，再加上一批同样崇尚技术的工匠来治理一个大国。这还算是文明大国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如今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时代格局就很小，应试教育尤为如此，完全工具化、实用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中国文明可能就会在这种小格局的功利主义氛围之中慢慢萎缩，精神死亡。死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文化了，照样有消费主义文化、有网络文化、有乐乐呵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已经没有文明，没有那种超越的关怀，没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轴心文明，没有了。所以，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悲观的，他说到了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明死亡的时代。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到人类文明将亡在我们这代人，就悲从中来。元化先生的苦楚与陈寅恪当年的痛苦有一脉相承之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乐名遂。”虽然时代在变化，文化也在变化，但作为从古老文明走来的一代人，总是觉得若有所失，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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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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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哲学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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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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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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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哪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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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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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用于那些教育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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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通过。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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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对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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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