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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张良皋是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的学生，毅然从军，加入到抗日军队中，成为抗战翻译员。在重庆翻译员班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将他的名字错点成“张良举”，二十一岁的张良皋即刻大声纠正：“报告！我叫张良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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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张良皋说：“我始终认为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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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张良皋回到中央大学完成了建筑学的学业，从此一生从事建筑专业。回忆建筑学的前辈梁思成，张良皋说：“梁先生的古典建筑基本功很好，他受家学影响，国学根底深，知识面广，讲话流畅，有幽默感。我听过他讲课，很有趣味。当年看他放幻灯，多新鲜啊！我们那时候没见过幻灯，这玩意与时俱进，现在再放幻灯已经是很落后的。”张良皋对陈从周也印象深刻：“陈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陈从周是不大服人的，但是对刘敦桢先生五体投地，很多地方称颂刘先生。因为他觉得我也是刘敦桢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很客气，从来也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待，只把我们当小兄弟看待。他画画也来得几笔，就是文人画。画几根竹子、兰草，画得还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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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喜欢游历，看过世界各地许多建筑。有一次在澳洲，他偶遇一位洋人，两人用英语交流。洋人说：“你们中国没有宗教，怎么过日子，怎么生存啊？”张良皋说：“中国生态良好，北纬三十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凶险的，在中国却是非常吉祥。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伦理社会。伦理社会是天然产生的，中国在商朝时，同时代的埃及父女乱伦很普遍，埃及法老雷姆塞斯二世有两百多个子女，因为他有六十多个后妃，当中有四个是他亲生的女儿。这在中国不可思议。伦理社会是中国必然产生的，而且是最高级的最合理的最和谐的社会。这并不是儒家发明的，而是天然的一个高等动物的行为，把伦理规范化。中国很早就已经有这个约束了。同姓不婚，不能乱伦，所以中国民族的进步是全世界最正常的，最符合伦理道德的。凡是上帝能给予西洋人的东西，伦理社会都能给予中国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帝帮忙。中国应该领先于全世界，但很遗憾我们的历史中断了。我们一直到明朝，都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满洲人入关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历史有偶然性，中国历史的偶然性太厉害了。满洲人入关就纯属历史的偶然性。碰巧满洲前六代帝王，皇帝皇后都是满洲人的英雄。他们却是中华民族的灾星，皇权专制加上民族压迫，结果使中华民族变得‘丑陋’了。清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就是三百年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太可怕了。全世界都在进步，就是中国在开倒车。”谈到历史与现实，张良皋认为“清朝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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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关心时事，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开头也觉得要么是莫言的运气好，要么就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别有用心。后来他看了对莫言作品的介绍，发现莫言并没有喊什么口号，但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时代。“他讲母亲偷了公社的猪食，结果被吊打。婶娘向人讨饭的时候，一个麻风病人没有吃完的一碗面，送给她了，她吃了以后感恩不尽。看得我都掉泪了，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段时间的苦难，可不是人人能想象的。能够如此写出来，不容易，他不得奖谁得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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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极为喜欢《红楼梦》，虽然本业是建筑学，却是一位学术水平并不业余的“红学家”，著有《曹雪芹佚诗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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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从重庆的中央大学去报名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现在回顾起来非常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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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现在看来稀罕，活着的抗战军人不多了。日本鬼子在最后一年的时候疯狂进攻，日本也知道不可能打赢太平洋战争，他们就要取得这些胜利，然后求和要价可以高一点。当年我们可以选择参加驻印度的远征军，我们中央大学的同学就一起都选择了这个驻印远征军。但是，我们在重庆教导第三团等候了一个多月，他们那边回信：员额已满，不需要人了。重庆的教导第三团就遣散，首先可以回校，就不必再参加军队了，到其他军事部门也行，那时候有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翻译官。我说：好，我们可以用一技之长，我们说点英语，能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沟通。所以，我就参加了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经过六个礼拜的强化训练之后，分配我们到云南炮兵训练中心，参加了军队。到第二年的7月份，差不多所有的部队该装备的都装备了，美国在欧洲战场步步进攻，欧洲战场上意大利老早在1943年就投降了。欧洲已经不需要他们在意大利打仗了，就都调到亚洲来了，所以当年意大利战场上的武器都送到中国来。就在这炮兵训练中心装备中国军队，我们帮他们翻译。1944年10月，我跟大家参加军队，到1945年10月回到重庆，整整一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云南的军队里面就被遣散。我是二年级学生，回学校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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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军队里面主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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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做翻译，帮美国教官来教我们中国兵如何使用大炮。那是美国的一种标准野战炮，一百零五毫米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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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上过战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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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没有，我们大家摩拳擦掌都准备上战场了，结果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也算是扫兴了。搞了半天，两个原子弹解决了问题。大家就没仗好打了，回学校，我们10月份就回到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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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学校的时候对整个战局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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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那时候的战局，就是最后关头了。日本人做了一些垂死挣扎，战线太长，他们的补给都有问题，他们也停兵不动，后来也退了。中国军队在那里守得铁桶一般，绝对寸步不让。双方都知道这个仗打不下去了，不必大开杀戒斩尽杀绝。日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湖南撤退以后，一直退到连岳阳都放弃了。中国军队在后边追，追到武汉周边，马上可以收复武汉了。所以最后一年日本也知道打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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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军队的时候跟美国大兵接触还蛮多的吧，那些美国兵给你的印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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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每天都接触。对我的思想影响可以说很大，我感觉民主无敌。我跟美国军队接触，感觉到现代化、民主化，就是官兵一体，没有什么官随便打人的。官打兵，在中国军队里是很普通的事；美国军队里绝对不允许，官跟兵的确都是互相理解。兵向官敬个礼，歪头歪脑的，那些长官也都不计较。军队当然是军队，有纪律，但是官兵一体，生活差不多，都吃得很好，兵强马壮。美国军队的文化素质，我们中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的士兵营养不良，浑身是病。美国军队吃的完全是美国给养。我们这些翻译官吃的饭，也照美国人标准，每顿一磅牛肉。开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吃法，一磅牛肉一块，摆在碗里；吃了几个月，长得已经够壮了。我一辈子也只有两次营养良好，一次是我在重庆打工，我进了农本局，农本局的伙食是全城最有名的，吃了一年，我的身体算是有一年的好营养，要不我还能活到现在呢？再一个就是在军队大半年的时间，我吃的翻译官伙食。美国人干预，要让我们吃好，所以牛肉都是一磅一块，再就是几个馒头、包子、饭，吃下来真灵光，身体肌肉也发达，走路也精神。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那两次的伙食营养良好。我也有收获，见到这个大世面，看到别人的军队，所以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去啊，就巴不得中国搞点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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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云南昆明，在日本放下枪杆以后，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经常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我们炮兵中心演讲。大家关心时事，那时候仗打赢了，战后应该怎么样？西南联大那些教授天天在讨论。那些教授差不多都是民主派，民主同盟的主力在云南，因为有龙云保护，那个时候言论还相当自由。后来蒋介石就把龙云收拾了，把龙云“请”到重庆去，直接把他扣押起来，把他的兵派到越南。我们觉得蒋介石这样做有点过头了，仗才打完，各路诸侯没有什么对不起蒋介石的，大家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但是蒋介石第一个收拾的就是龙云。我们正在昆明，我觉得蒋介石老先生有点过头了，战争过去了，应该和平建国，应该民主，因为我感觉是民主无敌。哪个法西斯都不行，德国法西斯不行，日本法西斯不行，要不是英美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能让希特勒政府打垮苏联，那就没有力量能够制衡希特勒了。所以这两害相权，不能让希特勒得手，最终法西斯世界还是没能敌得过民主的世界。而中国当年采取了倾向民主世界的策略，还是对的。重要的是民主社会，民主了不起，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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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过西南联大的潘光旦、雷海宗等教授高谈阔论。有一天潘光旦到军队去，他是民盟在昆明实际上的头号人物，他讲完了，说：“我也不能不谈点政治，中国不能不实行民主。从现在世界大势来看，不管是什么心态的法西斯主义总是不久长的。希特勒也叫社会主义，但是这种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什么玩意儿？不解决问题。民主社会了不起，我们要是不实行民主制度，我们这个国家的进度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时代。”当时我们有个副总队长说：“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潘先生，如果你是蒋委员长，你会怎么办呢？”他的问话我们当时也大吃一惊。潘光旦说：“我要是蒋委员长，我就功成身退了。我出国考察，去看看世界，这个地方谁来都可以管，反正要这个政权交给人民。我再要为人民立功，不可能超过抗日战争这个神圣的战争。我总算是把这个仗打完了，我把一个完整的中国交给人民，我对得起人民了。其他的事我不管了。”潘光旦教授走了以后，那个副总队长就说：“潘先生的话不实在啊。我们这个社会离了蒋委员长，谁还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啊，这个局面谁能够收拾啊。”当时我们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捏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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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从做翻译官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后，思想上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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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我回到学校以后，思想就倾向于民主。我们中央大学是一个在国民政府眼皮底下的大学，蒋中正还当过两年校长。他到中央大学也去过两次，总算象征性地到了。但是，他也没管事。那两年当中，我们有个老学长，他连毕业证书都没要。他说：这个蒋介石的证书谁要啊？学生一有民主思想，对蒋介石那一套就不赞成。但是蒋介石没有投降日本，他跑不赢溥仪，跑不赢汪精卫，跑不赢那些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他没有退路了，所以也算是时势推他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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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七搞八搞，就搞成对立了。进步学生和保守学生，或者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我也不知不觉地跟左派学生打成一片。在学生的议会里面，我也算作一个舌辩之士吧。那时候开起会来讨论，慢慢就壁垒分明了，后来学校也有地下党在那里煽风点火。我二年级当兵，三年级读过了，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政见分明，非此即彼，战场上，共产党从弱势到后来变成强势了。国民党看样子支持不下去了，蒋介石把法西斯统治的本性露出来，抓人。学校有学校的保护伞，人抓去以后，我们的校长吴有训就会去找蒋介石，帮大家说情：我的学生不懂事，我没管好。有时候蒋介石会把校长找去：“你管的什么学生？”吴有训先生，我们永远纪念他，他就是民国后期的蔡元培。我们在闹事，我们的校长为难，他在台上，我们大家觉得他脸上发光，不晓得是泪光还是汗光，好像那天老校长掉泪了。蒋介石事前把他找去，对他大发雷霆。如果那个台词由我编，那就是：“吴先生，我请你管中央大学，你管的什么？你的学生上街游行，你别怪我蒋某人拉下面子来。”所以吴校长回来以后立刻找学生，我们正在开大会，他上去，一直讲：“你们游行示威是你们的民主权利，我作为校长，不能干预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明天不要去。你们给我一点面子，我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别在街上闹出大事来。”学生们一下子失掉理智，控制不住，第二天还是游行，很多人都说：“他欺负我们的校长，这个不能容忍，我们就是要游行，你了不起开枪打死人，打啊，你敢开枪吗？”第二天真去游行。我就挨过打，水龙打上身，我感觉有水龙对付学生其实足够了，水龙横扫过来，一下在我胸前扫过，幸亏不是顶着打，不然马上打穿肚子。水龙可以开矿的，最强的水龙遇到里面的屋子失火，它在外面打可以把墙打穿。水从我这边扫过去，我马上喘不过气来，太厉害了。很多同学都挨打了。那天抓了几十个人，但是到晚上都放了。我们再看看满街宪兵、军警、国民兵团……起码动员十万人，就是用拳头都把我们打成肉饼了。我们同学号称一万人，实际哪有一万人，在街上稀稀拉拉，国民政府没有开枪，只是当场抓了一些人，但抓的人晚上都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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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个人影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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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这影响了我最根本的思想，所以我后来不能与时俱进。到了解放以后马上要改造思想，我说：我还改造什么，我已经是个左派了。我那时候不会对革命持什么不同见解。没过几年我居然被划成右派，未免太意外。我总觉得我这个左派改造不改造思想无所谓的，我已经改造好了。我生长在无产阶级家庭，我是穷光蛋，我能够读大学完全碰运气的，我家里没有田没有地，没有做生意的也没有海外关系，是时代把我推进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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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穷得要死，从中学的二年级起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公费生。到抗战时期，湖北省三万学生成立一个联合中学。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后来在台湾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他发了一篇致湖北省父老的信：你们把子女交给我，我一定看好他们，让他们受到教育，不能让日本鬼子来欺负，要保存湖北省的精英。我们对他们毫无感恩心理，因为这是政府应该办的事。所以解放以后一天到晚要感恩，别人习惯了，我们看不惯，总觉得我们开口闭口都要感谢，那是哪个大救星来了，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是政府该做的。我们不感恩的，民主社会谁还感恩呢？谁听到美国人整天开口闭口：我们华盛顿怎么了不起，奥巴马了不起，是大救星。别人不说这个话。谁让你当公仆的？你抢当公仆应该做得像样嘛。我原来在湖北省会考，考了全省第二名，我报中央大学水利系。我说：水利伟大，大禹治水，救国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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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选择转读建筑学，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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