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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那些老画家的处境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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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当时生活都很困难的。唐云家在曹家渡,我请他吃顿饭一块六毛钱还是几块钱,他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我老婆来了上海以后,我请唐云到家里来吃饭,一间小屋,他照样来。吃过饭了就画画,他给我女儿画了一张画,画个麻雀。谢稚柳关在家里,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的,会开汽车。我说:你能不能开着汽车,咱们到莘庄观梅去。看了一天梅花,谢先生开心得不得了。谢先生回来以后,拿了一些画给我那朋友,说:你挑吧。那朋友说:我要它干吗,我不要。后来他后悔:谢先生拿了这么多画给我挑,我一张没要,不知道现在这么值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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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画家凡是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找我。我帮助他们到药厂弄药,陪他们在医院看病。尼克松访华前后,文化有点松动,我就趁机出了一版上海画家的画,“文化大革命”中没人敢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朝更好看》。当时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成龙是造反派,我就拉着他去看,我说这些画怎么怎么好,向他灌输。这个党委副书记被我说动了,到上海画院去看画,选了几幅画,山水、花鸟、人物都有,经他同意出一个画刊。这些当时都是禁区,好像我就是书画界的代表人物一样。后来又发表了书法的文章,我还以鲍蔚文(“文汇报”的谐音)的笔名写了提倡连环画的文章,为被批判的《山乡巨变》等连环画讲话。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在书画界真是如鱼得水。后来要批“黑画”了,我知道要批哪些人,就赶紧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告诉刘旦宅:你的画赶快收起来,马上要批“黑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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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回顾记者生涯,采访书画家是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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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里,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这么有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没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那时候如果想到,画还能卖钱,我就不好意思要画了。我会拼命地去找资料,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都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上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风眠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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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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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著、嫉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去读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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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感情毕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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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患难之交。比如说对人生淡薄、宽容,这些都有他们对我的影响。他们都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儿子结婚,我请谢稚柳先生来做主婚人,我父亲来了,白胡子老头,坐在藤椅旁边,像个大学者一样,虽然是个农民,气度真好。谢先生问:“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我说:“我父亲。”他说:“你父亲不是农民吗?”我说:“对啊,是个农民。”“哎哟,一身仙气!”谢先生都这样称赞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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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我艺术上的影响,现在只能讲皮毛,我也知道一点书画问题,有点发言权。那时候想,这一代消失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了,要给我们下一代留点东西。从我个人爱好来讲,很喜欢跟他们交往,一直到死。谢先生很喜欢李商隐,我也喜欢李商隐。我就跟谢先生讲,南京吴调公写的不行,我要做一本《李商隐传》。后来一直忙,就没有写,一直到谢先生逝世,我在旁边,他拉着我的手说:李商隐,李商隐。还在念叨李商隐。我用一部李商隐的集子为他陪葬,放在火化的炉子里面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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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晚清以来有所谓“海派”之说,这个传统有没有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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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晚清以来的海派,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这一个系统,其他的系统不能称为海派。程十发不承认自己是海派,谢稚柳也不承认自己是海派。严格来讲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这一路算海派。吴湖帆严格来讲都不属于海派系统的,他是属于苏州“吴门画派”。如果按我的观点,流派要讲风格。过去有京派、海派之争,当时北京的京派对上海是看不起的,因为海派吃饱饭没事干就抱着那些官员拍马屁,不严肃,下九流。从风格流派来讲,齐白石是海派,他是顺着吴昌硕过来的,当然他后来变了,比吴昌硕更通俗化、更引人注意了。像程十发应该是标准的海派,他是从任伯年出身,但他自己不承认他是海派,他认为海派是对他的侮辱。老的观念,海派是不成系统的下九流的艺术,不入正轨,是一种草率的艺术,是个贬义词,现在内容更新了。后来说上海海纳百川,因为诸多流派形成这么一个流派,到现在我们叫上海“海派”。过去上海收藏家,也跟京派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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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碰上的那一代画家,到“文革”期间,艺术已经很成熟,但个人的经历很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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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很坎坷,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一段达到高峰。我见到的那些画家,当时他们都六十岁左右,大概都比我大三十岁,都很成熟了。解放前期,他们的画的风格出来了,比较稳定,也有锐气、灵气。唐云先生那时候的画都有灵气。现在大家都说谢稚柳先生对宋元那一路的成就,其实谢先生真正创造性的是落墨法。他的画里面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很漂亮、工细。但是他的风格是落墨法,那种奔放、大度,好的落墨法不是应酬别人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的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对谢稚柳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谢稚柳早年的画最值钱,他早年的画模仿较多,画得比较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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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政治运动对这些画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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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伤害非常大。家里的纸张都没有的,谢稚柳先生家就只有一个圆桌子吃饭。在草纸上面作画,没有纸的,抄家很厉害。唐云好一点,家里虽然抄家了,但纸张还有。谢先生“文化大革命”时在家里还悄悄地作画、写字。艺术真的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都非常超脱。后来人家叫谢先生给邓小平、叶剑英画,他没画过,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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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张大壮,真是人淡如菊,有六朝人物那种仙气。有一次巴金带着茅盾来看他,我到他家去,他说:他俩来看我,我装病躺在床上,没跟他们多说话。茅盾是他舅舅章太炎的学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话?他说:他是大名家,我跟他说什么话呢?他又说:茅盾那个人怎么一会变成国民党,一会变成共产党,变来变去的。这些人都有人格的尊严,一个个对社会、潮流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没有低声下气的。在人格上,我从内心里尊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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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尽管叫他去学习、发言什么的,他下面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对政治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应酬。上面讲那一套,他们就不放在心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规律。叶浅予来上海,谢稚柳请叶浅予吃饭,都是老规老矩的。任何朋友来,谢先生要走到门口拱手相送。张大壮有病都不去医院,他说:医生要把你治死的。他自己会中医,会开药方。他活了七十多岁,那真是有本事。这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老一辈像俞平伯、冯友兰都是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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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在陆灏家里看过一幅俞平伯写给你的字,录毛主席诗词。是你转送给陆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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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转送陆灏了。俞平伯给我写了毛主席诗词,我说:平老,我不要毛主席的诗词,你写你自己的诗。他说:你别害我。我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又不会揭发你。他说:好,你过两天来拿。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感到很舒服。他很天真,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冬天,他穿一只袜子,去香港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我们到处给他找袜子。就是这么一个平和的老爷子。后来那些搞红学的人还在搞他。我也去访问李希凡,李谈到当年他写的批判文章,他还气得要命,说:那些话能怨我吗?你去查查,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李希凡心中不平。当然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毛泽东把他当枪使,也不能怨李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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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张伯驹很熟,张伯驹给我题了好多画。有一次我拿着谢稚柳的一个卷子请张伯驹题,张伯驹打开一看:哎,谢稚柳的。马上叫潘素:你过来看,这个是稚柳的东西。他们都是朋友啊。那时候张伯驹的词稿还没有出版,我就从他家里借油印稿或手稿到宾馆里去看,抄好,再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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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顾颉刚及他的家人也很熟。我到他家里去,叫他题个卷子,第二天他进医院了,他女儿打电话说:不能给你题了,进医院了。自那以后没出来。一直到他逝世,我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后来我写《送顾先生远行》,陆灏说那篇是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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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一辈子也是不容易,他的日记最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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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顾颉刚给我讲,他和俞平伯在一起研究《红楼梦》。我原来想做一本《顾颉刚传》的,后来有人写,我就放弃了。后来朱维铮专门挑他日记的毛病,说他给蒋介石祝寿,我对朱维铮说:那是什么时代,你对人物的评论不能脱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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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之后画坛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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