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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那些老画家的处境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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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当时生活都很困难的。唐云家在曹家渡，我请他吃顿饭一块六毛钱还是几块钱，他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我老婆来了上海以后，我请唐云到家里来吃饭，一间小屋，他照样来。吃过饭了就画画，他给我女儿画了一张画，画个麻雀。谢稚柳关在家里，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的，会开汽车。我说：你能不能开着汽车，咱们到莘庄观梅去。看了一天梅花，谢先生开心得不得了。谢先生回来以后，拿了一些画给我那朋友，说：你挑吧。那朋友说：我要它干吗，我不要。后来他后悔：谢先生拿了这么多画给我挑，我一张没要，不知道现在这么值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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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画家凡是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找我。我帮助他们到药厂弄药，陪他们在医院看病。尼克松访华前后，文化有点松动，我就趁机出了一版上海画家的画，“文化大革命”中没人敢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朝更好看》。当时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成龙是造反派，我就拉着他去看，我说这些画怎么怎么好，向他灌输。这个党委副书记被我说动了，到上海画院去看画，选了几幅画，山水、花鸟、人物都有，经他同意出一个画刊。这些当时都是禁区，好像我就是书画界的代表人物一样。后来又发表了书法的文章，我还以鲍蔚文（“文汇报”的谐音）的笔名写了提倡连环画的文章，为被批判的《山乡巨变》等连环画讲话。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在书画界真是如鱼得水。后来要批“黑画”了，我知道要批哪些人，就赶紧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告诉刘旦宅：你的画赶快收起来，马上要批“黑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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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回顾记者生涯，采访书画家是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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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里，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这么有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没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那时候如果想到，画还能卖钱，我就不好意思要画了。我会拼命地去找资料，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都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上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风眠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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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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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著、嫉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去读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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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感情毕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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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患难之交。比如说对人生淡薄、宽容，这些都有他们对我的影响。他们都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儿子结婚，我请谢稚柳先生来做主婚人，我父亲来了，白胡子老头，坐在藤椅旁边，像个大学者一样，虽然是个农民，气度真好。谢先生问：“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我说：“我父亲。”他说：“你父亲不是农民吗？”我说：“对啊，是个农民。”“哎哟，一身仙气！”谢先生都这样称赞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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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我艺术上的影响，现在只能讲皮毛，我也知道一点书画问题，有点发言权。那时候想，这一代消失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了，要给我们下一代留点东西。从我个人爱好来讲，很喜欢跟他们交往，一直到死。谢先生很喜欢李商隐，我也喜欢李商隐。我就跟谢先生讲，南京吴调公写的不行，我要做一本《李商隐传》。后来一直忙，就没有写，一直到谢先生逝世，我在旁边，他拉着我的手说：李商隐，李商隐。还在念叨李商隐。我用一部李商隐的集子为他陪葬，放在火化的炉子里面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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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晚清以来有所谓“海派”之说，这个传统有没有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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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晚清以来的海派，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这一个系统，其他的系统不能称为海派。程十发不承认自己是海派，谢稚柳也不承认自己是海派。严格来讲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这一路算海派。吴湖帆严格来讲都不属于海派系统的，他是属于苏州“吴门画派”。如果按我的观点，流派要讲风格。过去有京派、海派之争，当时北京的京派对上海是看不起的，因为海派吃饱饭没事干就抱着那些官员拍马屁，不严肃，下九流。从风格流派来讲，齐白石是海派，他是顺着吴昌硕过来的，当然他后来变了，比吴昌硕更通俗化、更引人注意了。像程十发应该是标准的海派，他是从任伯年出身，但他自己不承认他是海派，他认为海派是对他的侮辱。老的观念，海派是不成系统的下九流的艺术，不入正轨，是一种草率的艺术，是个贬义词，现在内容更新了。后来说上海海纳百川，因为诸多流派形成这么一个流派，到现在我们叫上海“海派”。过去上海收藏家，也跟京派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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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碰上的那一代画家，到“文革”期间，艺术已经很成熟，但个人的经历很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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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很坎坷，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一段达到高峰。我见到的那些画家，当时他们都六十岁左右，大概都比我大三十岁，都很成熟了。解放前期，他们的画的风格出来了，比较稳定，也有锐气、灵气。唐云先生那时候的画都有灵气。现在大家都说谢稚柳先生对宋元那一路的成就，其实谢先生真正创造性的是落墨法。他的画里面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很漂亮、工细。但是他的风格是落墨法，那种奔放、大度，好的落墨法不是应酬别人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的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对谢稚柳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谢稚柳早年的画最值钱，他早年的画模仿较多，画得比较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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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政治运动对这些画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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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伤害非常大。家里的纸张都没有的，谢稚柳先生家就只有一个圆桌子吃饭。在草纸上面作画，没有纸的，抄家很厉害。唐云好一点，家里虽然抄家了，但纸张还有。谢先生“文化大革命”时在家里还悄悄地作画、写字。艺术真的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都非常超脱。后来人家叫谢先生给邓小平、叶剑英画，他没画过，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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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张大壮，真是人淡如菊，有六朝人物那种仙气。有一次巴金带着茅盾来看他，我到他家去，他说：他俩来看我，我装病躺在床上，没跟他们多说话。茅盾是他舅舅章太炎的学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话？他说：他是大名家，我跟他说什么话呢？他又说：茅盾那个人怎么一会变成国民党，一会变成共产党，变来变去的。这些人都有人格的尊严，一个个对社会、潮流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没有低声下气的。在人格上，我从内心里尊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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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尽管叫他去学习、发言什么的，他下面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对政治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应酬。上面讲那一套，他们就不放在心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规律。叶浅予来上海，谢稚柳请叶浅予吃饭，都是老规老矩的。任何朋友来，谢先生要走到门口拱手相送。张大壮有病都不去医院，他说：医生要把你治死的。他自己会中医，会开药方。他活了七十多岁，那真是有本事。这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老一辈像俞平伯、冯友兰都是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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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在陆灏家里看过一幅俞平伯写给你的字，录毛主席诗词。是你转送给陆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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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转送陆灏了。俞平伯给我写了毛主席诗词，我说：平老，我不要毛主席的诗词，你写你自己的诗。他说：你别害我。我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又不会揭发你。他说：好，你过两天来拿。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感到很舒服。他很天真，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冬天，他穿一只袜子，去香港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我们到处给他找袜子。就是这么一个平和的老爷子。后来那些搞红学的人还在搞他。我也去访问李希凡，李谈到当年他写的批判文章，他还气得要命，说：那些话能怨我吗？你去查查，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李希凡心中不平。当然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毛泽东把他当枪使，也不能怨李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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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张伯驹很熟，张伯驹给我题了好多画。有一次我拿着谢稚柳的一个卷子请张伯驹题，张伯驹打开一看：哎，谢稚柳的。马上叫潘素：你过来看，这个是稚柳的东西。他们都是朋友啊。那时候张伯驹的词稿还没有出版，我就从他家里借油印稿或手稿到宾馆里去看，抄好，再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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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顾颉刚及他的家人也很熟。我到他家里去，叫他题个卷子，第二天他进医院了，他女儿打电话说：不能给你题了，进医院了。自那以后没出来。一直到他逝世，我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后来我写《送顾先生远行》，陆灏说那篇是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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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一辈子也是不容易，他的日记最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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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顾颉刚给我讲，他和俞平伯在一起研究《红楼梦》。我原来想做一本《顾颉刚传》的，后来有人写，我就放弃了。后来朱维铮专门挑他日记的毛病，说他给蒋介石祝寿，我对朱维铮说：那是什么时代，你对人物的评论不能脱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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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之后画坛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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