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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画家一旦辉煌起来,我就离开他们。因为给他做事的人太多了,围着他的人太多了,我何必再去凑热闹呢?上世纪80年代我就转向收藏,跟那些还在世的老一辈收藏家打交道了。因为我“文化大革命”中接触了文物清查小组,看到他们抄家,看到繁华的东西,看到博物馆又把它们收进来,看到收藏家命运的辉煌和沦落。我觉得他们跟画家是另外一路,在他们那里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去搞这一路。结果收藏现在成了这么大的世界了。我认为这些收藏家贡献很大,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不是他们收藏,我们哪来这么多东西看呢?我跟那些收藏家原来一点都不认识的,这里找,那里找。我退休了以后,就去写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给我弄了个办公室。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给我出入证,还给我饭卡,说:你来我们这上班,我们给你提供一切方便。我就利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档案,写了《海上收藏世家》,是抱着对收藏家的一种感恩的心情写的。后来还写了《收藏大家》。开始,我还没有写张伯驹,那时候一直念叨张伯驹。还有张元济,开始时我也没有写,我非常敬佩张元济。我觉得当年中国如果按照张元济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那个思路走,说不定是可行的。张元济不得了,编那么多教材、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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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博学多识,为人低调。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许多书是向他请教的,让他去借什么版本就是什么版本,向他请教哪种书应该出,哪种书不应该出。罗振玉研究甲骨、青铜器文字,也向他请教,跟他写了几十封信。抗战时中国故宫文物南迁,解放战争时期,故宫文物运台,都是他负责。我写了一本《徐森玉》。后来我写《张珩》,他也是个收藏家,我太喜欢张珩了,其实我不认识张珩。后来,我就一直搞收藏家研究,不完全是做什么学问,也是兴趣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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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收藏家对中国书画到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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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就是收藏家起作用吗?古代的官方收藏,一旦战争,改朝换代,统统都要换掉,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就靠民间流传下来,故宫的东西就是民间流传到里面的。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收藏家功不可没。那些收藏家的故事确实非常感人,他们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又进入了这一领域,画家像谢先生有更多人围着他们了,有的变成他们的学生了,我就很少去了。我做收藏家研究,这些收藏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做了这么多人物传记,没有一个家庭跟我闹矛盾的,没有一个家庭来说你这个史料是搞错的。我做了很多人物,光书画家、收藏家就几百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史实上的问题来跟我打官司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安慰吧。现在我也老了,新的收藏家我也不接触了,现在收藏变成一个商品了。你说文化传承,谁听你的,他们就考虑能不能卖钱,能卖多少钱。现在的收藏家就是这样了。美国的收藏家不一样,我到美国去探亲,到美国看了几个收藏家,他们还是一个传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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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现在的画坛和收藏界,了解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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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不多。我现在基本不接触了。现在这个市场已经走样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共同语言也少了,我是传统的观念,不能与时俱进。我认为现在画家所追求的不一样了,收藏家的理念和我的理念不一样的,过去收藏家也要买卖的,但好东西在他手上,起码要留上三十年吧。现在三年也不留,进来就出去,完全变成一个商品了,他判断书画价值就看价格高低,完全闹着玩了。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我说一说,他们就说:你这个老朽,我跟你接触干吗?人家听不进。我跟书画家也接触少了。你现在到人家里去,他们都要警惕你,觉得你到他家里去有什么目的。我从来都不主动要画的,都是老先生给我的,画好一张画送给我,有的还装裱好,给我送来,这是老朋友,有着共同的语言。现在你去画家家里,他提高警惕,眼睛瞪着你,好像你要去他家要东西一样;谈话也是,除了谈他的一张画卖了多少钱,很少探讨艺术了,不畅快,没有知音的感觉。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觉得老先生可贵。我现在年老了,交的是青年朋友了,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补充。新的理念,也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下,我不能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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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李辉 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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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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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湖北随州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著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封面中国》、《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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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怀念那段激荡岁月。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他在自序中说:“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80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80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拓展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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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李辉二十一岁。他自小生活在湖北的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在填大学志愿时,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1978年2月初,李辉从家乡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顿时轰动,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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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李辉来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边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他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在贾家,李辉认识了“胡风分子”王戎、耿庸、何满子、顾征南和贾植芳早年的学生施昌东、章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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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读书期间,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开始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去读最初的版本。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2008年秋天,李辉突然接到一个潘家园旧书摊主的电话,那位摊主手上有一封当年贾植芳让李辉面交牛汉的信,李辉买了回来。后来李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下面的听众好多是第一次听闻牛汉这个人,第二天早上就传来牛汉去世的消息。当天《钱江晚报》恰恰摘了一篇李辉的《绝响》一书里面的内容,正是李辉拿贾植芳的信去见牛汉这一段故事。李辉说:“人生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像我这种懵懵懂懂就撞上了高考,进了复旦,才能够认识贾先生,改变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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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李辉起初接触了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在两份重要的报纸工作过,作为新闻媒体人还是挺幸运的。而且比较巧的是,开始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是‘文革’前邓拓《燕山夜话》发表的地方,正好邓拓的儿子也在副刊。领导我们的主编都是‘文革’前跟邓拓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感觉还是挺有历史渊源的。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恰好邓拓又曾是《人民日报》的总编。我到了北京之后,想象不到有好多东西的关节都能连接得上。作为媒体人,或者作为写作者来说,有这么一些关联是挺有趣的,也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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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在文学江湖,难免人的恩恩怨怨,李辉可谓是“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渲染作家之间的个人恩怨,我谈文化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包括沈从文和萧乾、巴金和耿庸的矛盾,我都通过他们的朋友调解,后来解释清楚了也没什么太大事。当时文化界之间互相有矛盾都是正常的,现在也是。包括黄永玉和汪曾祺,我了解之后发现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亲密到疏远,再到重新见面,都非常自然。30年代有很多原本很好的朋友关系疏远了,这很正常,因为谁敢说你会和一个好朋友几十年一直到老都是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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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和文化人打交道时,有自己一套办法和原则。“有的老人是有些毛病的,但这些毛病不是很坏的毛病,是性格使然。接触不同性格的老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沟通,对我来说,和老人打交道是一种沟通的过程,有时候要忍辱负重。但关键是自己还要有见解,不能完全附和。有的老人其实也不愿意你完全附和他,你要是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或建议,他反而会尊重你。”李辉说,“这样的老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正常,因为那一代人是二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宁愿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交往,而后来的人,可爱的人不多,有的虚伪,有的自大,一般情况下我会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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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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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80年代,贾植芳先生对你的影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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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上大学之前,像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像我,在小地方长大,家里又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家,所以知识结构和想问题的方式都比较简单,知识面也窄。但是兴趣广泛,比如对历史、文物都有兴趣,小的时候还喜欢和老人聊天。后来遇到贾先生,他谈话的内容、看问题的方式都对我影响挺深的。贾先生是个很有看法但又很能包容的人,所以他对一些批判过他的人,比如周扬,能看得高一些和深一些。另外,他治学和教育学生的方式可能更接近于过去老一代的方式,重视资料和版本。所以,我搜集资料的能力就是在复旦形成的,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与陈思和就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学生参加复旦中文系一批老师的整理工作,编一本巴金的研究资料。他建议我们要看巴金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就到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借当年的旧杂志,借到了20年代的杂志。因为巴金最早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要看很多20年代的政治刊物。这些任务是对资料的搜集、阅读和整理的训练,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搜集史料,跟这个训练很有关系。我在整理的过程中从不觉得枯燥,每发现一个新的小内容都会兴奋。在大学期间,我看到早期的《良友画报》,还有30年代的《现代》杂志。当年我的本子上抄了很多杂志上的广告,尤其是30年代刊物上的广告,慢慢抄了很多笔记。所以,现代文学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说做了很深的学问,而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兴趣的培养。这种东西就是贾先生影响我的,因为他说过不要放过资料里的细节,哪怕你觉得很细微的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了解一些作品或作家的状态。当时很多作家都写广告,胡风、施蛰存、巴金、鲁迅、叶圣陶写广告,而且都写得很精彩。根据这些抄录的广告,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学广告的文章,还把巴金、胡风、施蛰存等人写的广告,请他们一一确认。我曾打算好好编一本关于现代文学广告的书,可惜没有时间做。后来,范用先生编辑一本现代文学广告的书,我便提供给他编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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