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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35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怀念那段激荡岁月。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他在自序中说：“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80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80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拓展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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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37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李辉二十一岁。他自小生活在湖北的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在填大学志愿时，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1978年2月初，李辉从家乡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顿时轰动，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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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39 1978年底，李辉来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边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他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在贾家，李辉认识了“胡风分子”王戎、耿庸、何满子、顾征南和贾植芳早年的学生施昌东、章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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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41 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读书期间，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开始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去读最初的版本。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2008年秋天，李辉突然接到一个潘家园旧书摊主的电话，那位摊主手上有一封当年贾植芳让李辉面交牛汉的信，李辉买了回来。后来李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下面的听众好多是第一次听闻牛汉这个人，第二天早上就传来牛汉去世的消息。当天《钱江晚报》恰恰摘了一篇李辉的《绝响》一书里面的内容，正是李辉拿贾植芳的信去见牛汉这一段故事。李辉说：“人生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像我这种懵懵懂懂就撞上了高考，进了复旦，才能够认识贾先生，改变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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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43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李辉起初接触了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在两份重要的报纸工作过，作为新闻媒体人还是挺幸运的。而且比较巧的是，开始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是‘文革’前邓拓《燕山夜话》发表的地方，正好邓拓的儿子也在副刊。领导我们的主编都是‘文革’前跟邓拓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感觉还是挺有历史渊源的。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恰好邓拓又曾是《人民日报》的总编。我到了北京之后，想象不到有好多东西的关节都能连接得上。作为媒体人，或者作为写作者来说，有这么一些关联是挺有趣的，也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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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45 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在文学江湖，难免人的恩恩怨怨，李辉可谓是“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渲染作家之间的个人恩怨，我谈文化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包括沈从文和萧乾、巴金和耿庸的矛盾，我都通过他们的朋友调解，后来解释清楚了也没什么太大事。当时文化界之间互相有矛盾都是正常的，现在也是。包括黄永玉和汪曾祺，我了解之后发现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亲密到疏远，再到重新见面，都非常自然。30年代有很多原本很好的朋友关系疏远了，这很正常，因为谁敢说你会和一个好朋友几十年一直到老都是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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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47 李辉和文化人打交道时，有自己一套办法和原则。“有的老人是有些毛病的，但这些毛病不是很坏的毛病，是性格使然。接触不同性格的老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沟通，对我来说，和老人打交道是一种沟通的过程，有时候要忍辱负重。但关键是自己还要有见解，不能完全附和。有的老人其实也不愿意你完全附和他，你要是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或建议，他反而会尊重你。”李辉说，“这样的老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正常，因为那一代人是二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宁愿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交往，而后来的人，可爱的人不多，有的虚伪，有的自大，一般情况下我会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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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49 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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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51 李怀宇：在80年代，贾植芳先生对你的影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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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53 李辉：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上大学之前，像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像我，在小地方长大，家里又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家，所以知识结构和想问题的方式都比较简单，知识面也窄。但是兴趣广泛，比如对历史、文物都有兴趣，小的时候还喜欢和老人聊天。后来遇到贾先生，他谈话的内容、看问题的方式都对我影响挺深的。贾先生是个很有看法但又很能包容的人，所以他对一些批判过他的人，比如周扬，能看得高一些和深一些。另外，他治学和教育学生的方式可能更接近于过去老一代的方式，重视资料和版本。所以，我搜集资料的能力就是在复旦形成的，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与陈思和就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学生参加复旦中文系一批老师的整理工作，编一本巴金的研究资料。他建议我们要看巴金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就到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借当年的旧杂志，借到了20年代的杂志。因为巴金最早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要看很多20年代的政治刊物。这些任务是对资料的搜集、阅读和整理的训练，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搜集史料，跟这个训练很有关系。我在整理的过程中从不觉得枯燥，每发现一个新的小内容都会兴奋。在大学期间，我看到早期的《良友画报》，还有30年代的《现代》杂志。当年我的本子上抄了很多杂志上的广告，尤其是30年代刊物上的广告，慢慢抄了很多笔记。所以，现代文学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说做了很深的学问，而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兴趣的培养。这种东西就是贾先生影响我的，因为他说过不要放过资料里的细节，哪怕你觉得很细微的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了解一些作品或作家的状态。当时很多作家都写广告，胡风、施蛰存、巴金、鲁迅、叶圣陶写广告，而且都写得很精彩。根据这些抄录的广告，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学广告的文章，还把巴金、胡风、施蛰存等人写的广告，请他们一一确认。我曾打算好好编一本关于现代文学广告的书，可惜没有时间做。后来，范用先生编辑一本现代文学广告的书，我便提供给他编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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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55 李怀宇：贾植芳先生《早春三年日记》写得很精彩，他那时还没有正式平反，很多东西写得很睿智，很有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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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57 李辉：实际上，贾先生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几乎一天不落，除了有几天身体不好落掉了。有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几天，回来之后就马上补写这几天在北京的见闻。陈思和正在组织出版一套贾先生的作品全集，里面补充了一些他的日记。他的日记中有丰富的资料，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反映出他对很多问题的坦率的看法，包括对一些很熟的人的意见都会写出来。所以，这是很私人化的，但也是很有见解的。《早春三年日记》是我帮他出版的，他的日记出版了好几种。我是1978年2月进校，贾先生还没平反，但已经从劳动的印刷厂回到系里。他还不能开课，但可以当资料员。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是在日记里体现的，包括同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信，也是很坦率、很直接的写法。那一代的人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动荡之后，像贾先生这样性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按照过去时代形成的方式记录自己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的人，是不多的。对我来说，能够在大学期间结识这样一位老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到北京工作之后，带了他写的介绍信去。和贾先生在北京的朋友交往，也拓展了我的视野，扩大了人脉关系。有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和巧合性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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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59 李怀宇：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你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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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61 李辉：我们那会儿分配是这样的，我不去北京还不行。当时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是湖北的，都分到北京了。但那位同学不想去，因为他是独子，想方设法才回到武汉，等再分配。当时需要新的大学生，所以北京的新闻单位也好，中央单位也好，都要求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单位普遍都还不错。我分到《北京晚报》，毕竟比较活，所以可以接触很多的文化人。这样就能把在大学里研究巴金形成的知识圈，还有胡风圈的人都采访了，这两个圈是我在北京最初接触的两个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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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63 李怀宇：像贾植芳这些前辈有二十年的时光都浪费在政治运动里面，到了80年代初是不是有种重获青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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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65 李辉：对，所以我在《绝响》中就写到，他们那一代人在1978年之后，经常说“第二次政治生命”或者“生命的第二次开始”这种话。对他们来讲，被重新认识或被重新启用，重新开始写作之后，遇到像我这样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么熟悉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他们约稿或者采访，他们其实都挺高兴的。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也少，全北京也没几家。他们愿意和我谈那些经历，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是受到挤压的一代，现在又重新恢复了。所以，那时候能够很容易和老一代建立联系。当时没有电话，就写信，他们有信必回。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这对我写《绝响》那本书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很多当年的往来书信、日记、报纸、节目单（戏单）和采访笔记，这对于回忆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是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从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演出也是，文化的开放也是。过去很多国家是不能到中国演出的，那时全来了，而且来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好的演出。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到今天还在演出。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在节目单上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正式演出才改为《绝对信号》。如果不是有节目单，我自己肯定早忘记了，有节目单留下来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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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67 李怀宇：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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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69 李辉：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夏衍和冰心，八十多岁。还有老记者九十岁的，像顾执中老先生，但年纪更大的接触得就少了。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与这样一个群体交往。我在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现在是办报纸的，就有意识地把当时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作为一个群体来重点关注。当时我在《北京晚报》有两个专栏，一个是“作家近况”，一个礼拜介绍一位作家，发了半年多，系统采访了冰心、冯至、沈从文、萧乾、胡风、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聂绀弩、姚雪垠、曹靖华、秦兆阳等一批人。另一个栏目是编辑的“居京琐记”，主要请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来写在北京生活的各种感受，而且以批评为主。当时很多人写的都是现实的弊病，作者队伍由作家扩展到其他的文化人。这是我无意识中的一大收获，像画家吴冠中，翻译家王佐良、董乐山，像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吴晓铃，还有美术界的常任侠、常书鸿，他们都是作家圈之外的文化人。这个栏目的书信来往最多，我最初大概发出去一百多封信，几乎每个人都回信、写来稿子，包括韦君宜、梅志、陈敬容等。冰心当然更不用说，我请她开了个人专栏，请萧乾写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等系列文章。我喜欢保留资料，这些手稿、来往书信全保留下来了。这些资料对于我回忆这个时代很重要。目前这本《绝响》，主要写到1985年左右，之后的经历我还会写，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有些经历我也很珍惜，譬如，我和萧红先后三任丈夫和男友，都有来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他们三位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开会。骆宾基给我写了不少信，端木蕻良给我画的画，萧军给我题的词，我都保留着。可能很少有人能有我这样的机遇。我是媒体人，不是在大学里专门做学者，所以对于作品之外的兴趣可能更大。这可能也是作为媒体人的特点吧，总是要了解得多样一些。老实说，对作品的研究我是不够的，这是我的弱项，虽然说我能谈一些巴金、沈从文、胡风的作品，因为写他们总是要读作品。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作品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家性格造成的历史关联。这可能算是另外一种的文学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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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71 李怀宇：在那些老前辈中，你和哪几位的交往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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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73 李辉：与贾植芳先生的交往当然是一直贯穿始终了，从1978年底认识，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其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差不多有两百封吧。过去我到上海去，第一件事肯定是去看望他。因为有他，所以也总想去上海。他去世之后，感觉上海可见的老前辈就少了。80年代之后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萧乾，他原来也是做记者出身，又编副刊，又写小说，又做翻译，所以他对我影响挺大的。我1982年去北京就认识他了，后来请他写专栏，我的第一本传记是写他的。原来在大学我与陈思和第一本书写的是《巴金论稿》，属于学术研究。从写《萧乾传》开始，我的写作方向完全改变了，几乎不再写论文，而以传记为主了。萧乾最早是写小说出身，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研究书评，毕业后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二战期间，他在英国成为战地记者，写长篇通讯和社论。另外，他的翻译也特别棒。关于我的英语，两个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位是贾先生，一位是萧乾。贾先生说你可以不讲英文，但你一定要会看英文原文，还要能翻译出来。所以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贾先生就指导我们翻译一些外国人写的研究巴金的论文，当时是配合研究来进行翻译。萧乾和外国作家的来往，像和福斯特（E．M．Forste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通信，非常重要。奥威尔还给他在英国出版的一本英文书写过书评。所以要写《萧乾传》，英文不好肯定不行。写《萧乾传》的时候，我翻译了福斯特写给萧乾的四十封信，作为传记的补充材料。二战期间，奥威尔当时在BBC做编辑，负责写稿子。萧乾曾到BBC写稿，负责向亚洲广播。他的稿子有时候是奥威尔帮忙修改，所以两人通信来往也不少。要写萧乾的传记，翻译这些东西是少不了的，这对我的英文学习也是一种促进。三十年来，我的英语基本没有放弃，要是放弃，这些年就不可能研究美国《时代》周刊，写《封面中国》系列了。所以说，在80年代萧乾对我的影响最大，包括英语的巩固、传记人物的选择，以及写作的训练、用词用句的琢磨。他给我写了二百多封信，大大小小的事都谈，比如标点符号用错了他也会指出来。尤其是在我心情不好几个月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我：看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就看他能不能在心情烦躁的时候静下来写东西。他说自己二战的时候在伦敦，上面飞机在轰炸，他躲在地下的防空洞里还在读《尤利西斯》。他就用这种方式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尤其在1989年的下半年，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是他写了两封很长的信，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因为受到他这两封信的影响，我才静下心来，到图书馆去查阅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杂志，研究丁玲和沈从文的资料。我接受姜德明先生的建议，找到当年的《国闻周报》，看沈从文《记丁玲》的连载。并且从唐弢和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记丁玲》的前后两册，与《国闻周报》发表的原文进行校勘。实际上我是借着校勘来使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也由此学会如何沉稳、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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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75 李怀宇：萧乾和沈从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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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77 李辉：他们的关系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萧乾是沈从文的学生，萧乾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沈从文在《大公报》的副刊做编辑，发表了萧乾的小说处女作，算是一炮打响。萧乾毕业后，是沈从文把他推荐给《大公报》的社长胡霖，让萧乾接替他编副刊。那些年，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还一起写过一本致读者的书《废邮存底》，交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40年代后期，萧乾出版讽刺杂文集《红毛长谈》，沈从文也为他写了后记。50年代之后，两人之间出现隔阂，这跟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有关，但两人到底谁对谁错，很难做简单判断。我认识沈从文时，他很快中风，讲话不便，张兆和与我谈过很多，萧乾也谈了一些，但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在大的政治运动背景下，萧乾肯定有他的问题，比如他胆子小，尤其在1949年之后更是谨小慎微。沈从文与萧乾，还有朱光潜，三个人早在1948年就一起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最有名的当然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1949年之后，他们都不属于很“红”的人，因为都是被骂过的人。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比沈从文还低一等。文洁若老师说当时开批判萧乾大会的时候，让沈从文批判过萧乾，我在报纸上也查到了批判会议的报道，发言批判的人里面确实有沈从文的名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要设身处地地看，沈从文当时没有别的选择。萧乾被批判的过程中有委屈，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沈从文批判萧乾总得讲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但这些都不是大不了的事。后来，从60年代到“文革”期间，两人仍旧有来往，沈从文在“干校”期间，还给萧乾写信，而且是长信，但两人关系没过去那么密切了，这也是事实。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两人的交往要永远那么密切也很难，再好的朋友三年五年就闹翻的大有人在，这并不奇怪。我做过一件事，我想恢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沈从文是我研究的对象，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而且我很感激萧乾。我觉得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就想让两人见面。听人说沈从文发过话，“不要让萧乾来看我”，但我觉得来看看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所以我写完《萧乾传》，便给沈从文寄了一本。1988年5月初我要到贵州出差，出发前我去看沈从文。他已经看了《萧乾传》，我问他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他说你真能写，意思是我能够把当年的事情写得很丰满。我当时是第一次写人物传记，没什么经验，就想把故事叙述得生动一些，所以加了一些描绘的东西。沈从文对这一点还是肯定的，他就说写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我就问：你觉得写得对不对？他说：大体上差不多。书里面我没写他们俩的矛盾，只写了1949年之后到反右之前的事。我说：“如果萧乾来看你，你见不见他？”沈从文就说：“他来看我，我怎么不见？”我挺高兴，回来之后就给萧乾打电话，还写了封信给巴金。因为巴金说过他三个最有才气的朋友——沈从文、萧乾和曹禺。我和沈从文、张兆和两位老人约好，等我从贵州出差回来，就陪萧乾去看他。但我出差还没回来，沈从文就突发心脏病去世。很遗憾，最后他们没有见面。后来巴金写信给张兆和说，接到李辉的信，知道萧乾要来看从文，虽然没见面，毕竟答应要见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身为晚辈，觉得老一辈的矛盾本来是小事，不是原则性的事情，如果非要把它们放得很大没什么必要，无非是谁先主动的问题。如果第三者去激化矛盾，两人肯定很难再见面。萧乾还是感恩沈从文，沈从文去世的当天，他很快写了怀念沈从文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占了一整版。现在说起这件事，有人站在沈从文的角度，有人站在萧乾的角度，但我都不赞同。我觉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一定有旁人不知道的原因，而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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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79 李怀宇：黄永玉和汪曾祺当年在上海一起玩，关系简直亲如兄弟，后来却渐渐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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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81 李辉：当时他们年轻，还有黄裳，只相差两三岁，都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又很有才情。他们在五六十年代还有来往。黄裳跟汪曾祺也疏远了。汪曾祺60年代参加京剧改革，“文革”的时候负责写样板戏《沙家浜》。黄裳与黄永玉的往来书信我有收集，里面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谈到汪曾祺当时忙着要写这些戏。黄裳是京剧专家，对样板戏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文革”期间汪曾祺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老朋友对此有看法，也属正常。1957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之后，发配张家口，黄永玉对我说过，那时候汪曾祺吃的罐头、点心，都是他从北京寄给他的。60年代初，汪曾祺新写一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羊舍的夜晚》，是请黄永玉设计封面，配木刻插图。所以，并不是因为汪曾祺被打成右派黄永玉就不理他了。正是因为有这些很深的往来，“文革”期间汪曾祺很“红火”的时候，黄永玉的两个孩子找汪曾祺要样板戏的票，汪曾祺没给，两个孩子觉得没面子，回到家里一说，大人肯定也不高兴。情况可能是当时汪曾祺真的弄不到票，或者因为黄永玉属于被打倒的人，他不愿意再联系。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汪曾祺这样做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但作为黄永玉来说，就觉得朋友不够交情，你最困难的时候我这么帮你，现在孩子想看场戏都看不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些琐碎事引起了双方的不快和误会，我觉得都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也并没有到互相不理睬的程度，只是没有过去那么密切。1996年，离开北京八年的黄永玉回到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朋友欢迎会，我和汪曾祺坐在一起。黄永玉跟每个人见面，也来与汪曾祺寒暄，但只聊了几句。我特后悔没带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我和汪曾祺很熟悉，以前请他给“居京琐记”写文章。90年代初，我采访他，请他谈沈从文，后来还请他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传》，为他编辑过一本散文集。我觉得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人际关系出现隔阂也是无可避免的，我不赞成把事说得很大，尤其是在大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下。比如萧乾，为什么他身边有的朋友对他有些看法呢？你要分析他的性格。萧乾是遗腹子，寄人篱下长大，从小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顺利的时候才华横溢，谈笑风生，非常幽默。一旦遇到了外界的压力，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保护自己。这一点我能理解他。一旦外面没有压力了，他就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谈话非常有趣。所以我尽量看到他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东西，比如才华。哪个人没毛病呢？而且，外界的一些议论，也未必完全准确。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历来存在不同朋友圈，或者说不同派别。谈论一个人时，不同的人总是有不同出发点，甚至有历史过节隐藏在背后，对于历史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偏听偏信。只有将不同角度的说法综合起来看，放在历史大背景下看，才有可能相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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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4783 李怀宇：沈从文和汪曾祺写小说都独具一格，他们给你的印象是不是像小说里的那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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