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064784e+09
1706064784
1706064785 李辉:我见到沈从文不久,他就半身不遂了,去看过他几次,但交谈得很少,他基本上只能讲简单的词语。比较起来,沈从文更“纯”一些,是一个不世故的人,感觉他好像和生活隔得很远。我和他没有很深的交往,但看他的作品和书信,觉得他好像一直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1706064786
1706064787 李怀宇:你写沈从文晚年跟张兆和的一些生活细节非常生动。
1706064788
1706064789 李辉:我本来采访张兆和想写一本书《与张兆和谈沈从文》,谈了好多次,也有录音,但老人年纪大了,谈家里的琐碎事情太多。我历来不愿意谈太多别人家里的事情,包括家庭纠纷和沈从文个人的一些事情,后来就没再继续谈了。
1706064790
1706064791 李怀宇:张兆和有没有谈到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和高韵秀的事?
1706064792
1706064793 李辉:都谈了。关于高,1985年我写《萧乾传》时已经知道这些事,但我觉得没必要谈这些婚外恋的事。前些年《万象》有了文章,才公布出来。其实,早在1935年前后,沈从文就认识了高,我的传记里引用过沈从文写给萧乾的一封信,里面就提到要萧乾带“高小姐”来玩。
1706064794
1706064795 从沈从文的作品也看得出来,他有参与现实的想法,实际上他并不太懂政治,虽然他谈了很多现实中的东西,但他都是从自己的感受来谈,并不是有很深的研究。黄永玉同我说过,有一件事他印象很深。6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他和刘祖春一起去看沈从文,刘是沈从文的一个学生,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沈从文很高兴,说苏联的卫星都上天了,我应该入党做个纪念。他是把入党看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他又把入党和纪念卫星上天联系在一块。他政治上说懂又不懂,只是出于对人性、对社会的看法,只要让他有机会做事情就好。
1706064796
1706064797 1949年底,沈从文给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了一封信,信的标题就叫作《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用这个劝黄永玉能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不能写小说,对沈从文是一大损失,但他能转过来做服饰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事情。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批示他研究古代服饰,他就很高兴,很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在“干校”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件事,所以一从“干校”回到北京,他马上就继续研究,一直到去世。他不是斗士,也不是思想家,让他们那一批人都成为思想家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大量的文化人都是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给我条件,让我做事就行。王世襄也是这样,只要让他收藏、写文章,他就很高兴。他去世前几年,找到我,要我帮忙联系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一组关于广场鸽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他寄去温家宝总理看,温家宝给他亲笔回信,他就到处跟人说,非常兴奋,因为他做的事情得到了认可。还有萧乾,被打成右派之后,只要能让他翻译,哪怕用笔名也行。对于文化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让他的知识得到发挥。那一代人最大的痛苦是在屈辱的状态下做事,这是值得我们同情地、悲悯地去看他们。他们能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比如施蛰存,打成右派之后在资料室继续工作。还有贾先生的学生章培恒,被打成右派,也是到资料室才写出《洪年谱》,奠定他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黄苗子也是,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室抄卡片,一抄就是几千张,参与校勘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才能写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著作。王世襄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明式家具研究》,都是在逆境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己的文化信念。所以,要反过来看这一代人,他们为文化做了贡献,要看到他们身上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1706064798
1706064799 李怀宇:有两个人的例子很典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他们在文学史上恐怕没什么影响,一位是汪曾祺,一位是张中行,厚积薄发,都是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中写出了很多重要的作品。
1706064800
1706064801 李辉:汪曾祺60年代的时候也写过小说,但那种小说是为了和时代相靠近,必须要有一种正面的表述,和他早期以及后期的小说是没法比的。现在谈他《羊舍的夜晚》也不多,1979年之后他有了重新创作的机会。黄永玉也是,如果没有1979年之后的作品,大家不会把他当成文学家看。虽然他过去也写过诗,也写过小说,也写过电影剧本,但都无法和1979年之后的诗歌、散文、小说相比。有一些过去曾经接触过文学,但很长时间没有写作的人,1979年成为他们的转折点。一批右派也是,比如宗璞、流沙河、王蒙、从维熙、李国文等,新出来的作家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肯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但历史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对人的精神和文学的解放还是很重要的。没有1978年前后的转折,就没有后来的中国。不能因为新的问题出现,就否定以前的思想解放,包括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允许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走进大学接受教育,让几千万家庭不再是社会“贱民”,以及后来城市流动政策的转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我们都觉得1949年沈从文不能写小说是一大遗憾,但反过来想,如果1949年之后他继续写小说,可能还会毁了他,因为他的状态是不适应1949年之后的时代的。1949年之后他还是想写小说,张兆和的一个堂弟是烈士,所以他想写关于红军的长篇小说。他想写有关政治的东西,但他怎么写得了呢?他的语言模式、情感、对人性的理解,要是写革命的东西会毁了他。他后来也写过几篇散文和旧体诗,《天安门前》和《井冈山诗草》,和他早期的作品没法比。相反,他私人化的作品,比如《从文家书》是最棒的,是真正属于沈从文的文学。所以,不写,对他也是一种救赎或补偿。我觉得,有时候,对历史和人物要换个角度看。萧乾也是,长期没有写作,转而做翻译,翻译出了《好兵帅克》、《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培尔·金特》等,成为优秀的翻译家。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706064802
1706064803 李怀宇:和你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样,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怀念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念的情感?
1706064804
1706064805 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能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当然那个时代对我来说肯定是值得留恋。因为认识了那么多的人,写了那么多东西,留存那么多资料。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是留恋的。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红歌,唱五六十年代的歌。他们真的认同那些歌曲表达的内容吗?我是怀疑的。他们真的认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吗?我也是怀疑的。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温暖。
1706064806
1706064807 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就是一个很偏激的人,很多东西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错过了很多。当年我受“左”和“右”的观念影响太深,哪个人保守就不愿意理他。比如丁玲、周扬、曹禺都没直接深入的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文坛的名声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自己的幼稚和年代的不成熟。80年代的情绪太简单化,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和事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现在怀念80年代,也警示自己不要重犯幼稚的错误。80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的思维,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现在也要警惕自己不要犯这种错误。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现在看待事情,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并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结果,历史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1706064808
1706064809
1706064810
1706064811
1706064812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1]
1706064813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 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1706064814
1706064815
1706064816
1706064817
1706064818
1706064819
1706064820
1706064821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
1706064822
1706064823 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诗里特别有禅》等,编有《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等。
1706064824
1706064825
1706064826
1706064827
1706064828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课《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赞叹不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资格的名教授许渊冲先生在他的一本随笔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句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网络上曾经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1706064829
1706064830 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六十分。如果低于六十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1706064831
1706064832 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用:1966年“文革”热潮中,骆玉明和大批中学生一起去北京串联,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上百万人组成了狂热的海洋,人们疯狂般地呼喊、蹦跳,骆玉明却不知怎么沉静了下来,有几分不明不白的沮丧,感觉到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他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和读了很多翻译小说有关系。”
1706064833
[ 上一页 ]  [ :1.7060647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