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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能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当然那个时代对我来说肯定是值得留恋。因为认识了那么多的人，写了那么多东西，留存那么多资料。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是留恋的。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红歌，唱五六十年代的歌。他们真的认同那些歌曲表达的内容吗？我是怀疑的。他们真的认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吗？我也是怀疑的。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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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就是一个很偏激的人，很多东西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错过了很多。当年我受“左”和“右”的观念影响太深，哪个人保守就不愿意理他。比如丁玲、周扬、曹禺都没直接深入的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文坛的名声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自己的幼稚和年代的不成熟。80年代的情绪太简单化，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和事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现在怀念80年代，也警示自己不要重犯幼稚的错误。80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的思维，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现在也要警惕自己不要犯这种错误。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现在看待事情，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并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结果，历史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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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 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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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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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诗里特别有禅》等，编有《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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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骆玉明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课《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赞叹不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资格的名教授许渊冲先生在他的一本随笔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句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网络上曾经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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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六十分。如果低于六十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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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用：1966年“文革”热潮中，骆玉明和大批中学生一起去北京串联，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上百万人组成了狂热的海洋，人们疯狂般地呼喊、蹦跳，骆玉明却不知怎么沉静了下来，有几分不明不白的沮丧，感觉到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他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和读了很多翻译小说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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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中乱糟糟地又过了两年，然后是“上山下乡”，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使人心愈发茫然。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因为害怕说梦话会泄露什么，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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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深深地体会到现实的荒诞，逐渐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走出这一荒诞的笼罩。多年后他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状态和蒙昧力量的钳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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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这样说。他在乡下待了六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今天读到一半丢下的东西和明天捡起来的东西，相隔天遥地远。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我觉得自己有个长处，就是能够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也就更容易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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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后期，一度政策松动，个别高校试招了有限的研究生。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者，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生源混杂，但没有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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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而骆玉明他们刚进复旦大学不久，“批邓”就来了，政治形势变得混乱，所谓“研究生”更没有人管。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是没有任何人管的”。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他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由于没有课程设置，各人全凭自己的兴趣读书，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很有系统的阅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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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怪物。但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事实上，骆玉明留校以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有些老师甚至对他夸赞过当。最初，朱东润先生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润先生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用了杜甫的两句诗。朱门弟子满天下，不少人对这篇文章有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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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朱东润先生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先生指导，同时他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开始了长久的相处。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他的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他说：“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回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文革’过后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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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朱东润与章培恒两位先生，骆玉明觉得他们很不相同。朱先生呢，“他人生观念是儒家的，但是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他非常严肃，又十分宽厚。《论语》里面讲孔子所谓‘威而不猛’，就是很庄重又很和蔼那样类型的人”。而章先生呢，“虽然一般情形下也是注重礼仪，有旧式文化人的气质，但个性强烈，好好恶恶，颇有鲁迅的味道”。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两位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怀疑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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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似乎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我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根本上我还是胡乱读书，胡思乱想。”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本身于我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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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与章培恒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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