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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跟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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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私交的关系吧，我有一段时间跟章培恒先生关系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很多问题思考的方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很喜欢鲁迅，我也喜欢鲁迅；章先生比较喜欢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我也曾经比较费劲地读过一些马恩的东西。马恩的逻辑是钻破“文革”时代没有逻辑的迷雾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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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对文学史的问题思考很久，他也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以前的文学史很不满意，因此希望我和他一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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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章培恒先生谈《中国文学史》时，表示这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性这些东西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增订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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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我和章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找到近似的表述方式。章先生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实来看历史。赞扬个性解放和个体精神，对中国来说首先是最大的现实要求，它也是跟社会蒙昧力量的最大冲突。而这一理论，他认为基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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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养方面不能够跟章先生比。我觉得文学史首先需要设定一种历史模式，这里面一个基本的理论核心，就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这个自我实现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来达成的。试图用这种历史本质来描述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也就构成一个文学演化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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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觉得中国文学里面的个性解放，从古到今会慢慢放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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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如果说不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看到：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情感世界，扩大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这种要求相关的社会条件也会不断增长。最初被表达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要求，比如讲魏晋文化，是一种纯粹贵族的东西，到唐以后，个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欲望的满足，这种要求会延展到社会的中下层。当然要把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线索来看，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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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当代文学的读者会出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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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恐怕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越来越小。艺术是人们自我表现的途径，是生命创造力的表达。那么，从古代社会来说，音乐、绘画、雕塑之类，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技艺，传播范围又很受限制，所以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而文学创造，特别像诗词之类，使用的材料很简单，传播起来却很方便。所以人要把他的创造性体现出来，会比较多地体现在语言中。而语言本身，也就在艺术化的运用中变得越来越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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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内容本来就丰富，人的创造力的表达途径也很多，做生意成功也是创造力的表达。即使在艺术范围内，比语言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也很多，像影视，像流行歌曲，都是。语言的创造变得既不方便也不重要，同时，语言所内含的智慧和活力也随之降低。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渐渐变得只能理解直接、粗野、夸大的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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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笼罩也导致整个社会的活跃性下降。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长，首先是需要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政治压力导致社会本身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总量是降低的，大量的人是没有创造性的，创造力在教育的过程中被消灭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委顿。80年代以后，社会变得活跃起来，文学的活力也得到恢复。但是，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干涉的意志，同时，随着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急促、粗糙和庸俗化，文学的生存空间还是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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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当代小说研究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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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谈不上研究，但是还看过一些，像王安忆、莫言、叶兆言、贾平凹等等。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努力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思想解放，意识形态的控制降低，人的创造的活力就会增大。至于现在的作品最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评价，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在努力的，比如说我看王安忆的作品，我觉得她就很努力，她总是忠诚于自己对文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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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武侠小说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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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对，看了很多。金庸的看得最多，古龙的也看过不少。金庸的有一段时间看到没法再看，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一打开来看到这句话就知道下面是哪一句话，就没法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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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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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纯粹消遣，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看武侠小说是你觉得烦躁的时候忘记生活的一个方法。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就是不想说话、不想写文章，什么也不想做，那么忘掉现实的方法就是读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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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文学史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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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有一定的地位，但不会很高。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现生活和给人以压力感的东西。而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很多压力，纯粹作为文学的创造性的表达，武侠小说也不会很高。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让人觉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绪的影响。而且武侠小说从写作过程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像金庸这样的作者，也不是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欲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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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喜欢读和从一个理性的立场去评价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两回事情。喜欢读，是因为它好玩，很活泼；特别是在经历过长期的沉闷之后，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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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说，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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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他改过的东西，我没对照过。邓小平说他喜欢看金庸小说，看的时候是很好的休息，看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看完了就忘掉了，它会追着你，它会让你整天不得安宁。因为它是在发掘生活，在质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么，它会充满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会让你看完了就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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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曾经一度到日本去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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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对。在1996至1997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教过一年的书，不过是用中文教的。我学日文时有一个非常狭隘的想法，就是日本方面的中国学资料很多。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学了半年的日语就开始翻译，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就认为我已经懂日文了，从此就没有学好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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