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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中国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日渐频繁。陈来也常常受邀到美国、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当他与美国学者交流时发现：“我们是在哲学系里面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的哲学系里面就没有中国哲学，在美国大学里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有时候在历史系，是作为中国思想史来研究的，所以美国的哲学研究受到历史学的影响很大。美国的汉学研究，对中国哲学来讲是偏重历史。他们的好处是视野有的地方比我们要宽，因为有欧洲的思想史、西方的思想史作为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非常发达，有些相应的方法可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一些研究。同时，美国学者强调历史、强调社会，这也是因为语言的隔膜，一个西方学者要进入中国哲学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要真正能够了解庄子、了解禅宗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研究一般的社会、研究人的行为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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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把基础研究放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史，但他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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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陈来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平台，致力于学术活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各讲座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知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到清华园讲演。陈来认为：“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在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为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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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荣捷先生一生研究朱熹，钱穆先生晚年写了《朱子新学案》，余英时先生则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有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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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一定的可比性。钱穆先生研究朱子，他的取向是以学术思想为中心的，而余英时先生的书是以研究历史世界为中心的，所以可比性就是角度转换了。钱先生是以学术思想史做的研究，而余先生的书不是学术思想史，他是注重政治文化、政治史，就是朱熹所在的政治世界、人物的关系以及朱熹的政治志向和政治参与，还是不一样的。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哲学是思想的一部分。余先生是有独特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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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荣捷先生的研究，广义上还是学术思想方面，当然他是突出哲学为中心。钱穆先生不是突出哲学为中心，因为他可以说是突出经学的部分，或者作为理学史的眼光，这是钱先生的特点。陈荣捷先生比较突出哲学，他做的研究比较广，他的《朱子新探索》一书这么厚，对朱熹的很多具体问题都进行研究，不管巨细，只要他觉得是个问题，都进行研究。陈荣捷先生跟钱穆先生研究的形态还是比较贴近，基本是传统研究朱熹的方法，可以归结到以思想世界为中心；余英时先生则是以历史世界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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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杜维明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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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一般人都知道杜维明先生代表儒家思想，他在美国一般知识界的知名度很大。另外，在美国做纯粹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是做中国思想史，受历史影响比较大，所以对杜先生的认识就有差别。特别关注历史的人会觉得杜先生对历史研究不是很关注，因为杜先生本来的意愿、想法、取向就不是强调历史的，他是强调儒学的价值、意义。杜先生做的工作都是阐发儒学的意义、价值和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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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谈话中对杜维明先生的一些看法，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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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何炳棣先生是很晚才关注到杜维明先生，但是一般来讲，何先生对杜先生的批评，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的人多认为他不太能站得住脚。何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也有点怕他，我看他好像对研究思想史的人攻击性很强，批评比较厉害。老先生的脾气就是这样，搞思想史的人不太敢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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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怎么看待“新儒学”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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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新儒学”有好多意义，一个就是宋明理学，那就是新儒学。这个说法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还有人讲的是“现代新儒学”，即熊十力、梁漱溟等；有人讲的是“当代新儒学”，即唐君毅、牟宗三等。中国现在也有些人高举“新儒家”的口号，这又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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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怎么看余英时先生写的《钱穆与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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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余先生主要讲钱穆不是新儒家，他认为新儒家有一个限定，就是要懂康德；钱先生又不研究康德，怎么是新儒家？但是从中国大陆的研究角度，现代新儒学里，钱穆算一份，余英时也算一份，因为钱先生、余先生跟唐君毅、牟宗三那一派的新儒学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肯定中国文化。但在研究的路数、方法、观点上，钱、余与唐、牟都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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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中国冒出很多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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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听说是越来越多吧。但是我肯定这种现象，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同情地了解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不是像以前受批林批孔时代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对儒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儒家文化总体上来讲，还没摆脱一个受压抑的状态。因为西化派、自由主义不喜欢它，老左、老教条主义对它也是痛恨的。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门口摆一下，就受到那么多攻击。反对的主要是网上的“愤青”，还有老左、老教条主义，甚至包括某些支持邓小平改革的人也煽风点火。西化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不用说了，都是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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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我说现在儒学虽然没有明显地受压，虽然在某些地方好像还受到一些鼓励吧，但是在知识界儒学总体受到压抑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利用儒学本身达到个人目的，是很有限的。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没有那么突出，大多数对儒学肯定的人还是出于严肃的学理或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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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非常辉煌，现在重办，你来做院长的初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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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初衷就是清华的资源、金字招牌不能就没有了，所以当然要恢复，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整个清华学术声誉的创造者、奠基者。清华在国学院以前没有学术声誉，因为清华只是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哪有学术可言？所有的学术声誉是从1925年转变为大学开始，虽然“清华大学”是1928年才挂这个牌子，但是它作为大学，1925年就开始招收新制四年制大学部的学生，不是为了留美的。旧的学生还在，但是1925年已经开始招收新制的大学生，建立研究院。招收研究院的学生，那就是大学的事情。所以清华大学作为大学的历史真正开始是1925年。清华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初期就是靠国学研究院。那时候理科和工科都没有，社会科学也都没有能够拿得出来的成果，真正拿得出来的成果就是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水平，毫不夸张，胡适也得承认，当初叫胡适来清华国学研究院，胡适说“我不配”。所以，从清华历史上来讲，清华国学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后来中研院史语所建立，它的骨干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1930年成立清华大学文学院，文学院是把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清华真正要恢复文科，当然要恢复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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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天的国学研究院不一样了，功能各方面都不一样了。以前的老国学研究院相当于培养研究生的单位，现在因为清华各个院系都有研究生了，我们招不了几个研究生，已经没有意义了。教育部对高等研究院的建制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就是研究院是作为研究平台来建设的，不是作为招学生来培养的。如果是国学院，不是国学研究院的话，可以招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是我们一开始用老的名字“国学研究院”，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体制，建设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所以跟老的研究院有所不同。但这个名字的恢复本身就有意义，说明清华对文科发展的态度，对学术历史更深的重视和尊重，所以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对清华大学来讲还是很好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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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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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特点，赵元任的特点完全不可能重复，他对方言有天生的才情，他有模仿方言的能力，这样的人很难复制。王国维是做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研究，今天产生这样的人物还是可能的。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史研究、古史、古文字研究，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过王国维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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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但为什么很多人都怀念民国时期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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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后人总是把前人做一种神话的描述，往往喜欢这样做。比如说胡适，现在地位那么高，可是胡适的学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那点东西，我们要超过他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后世对前世的人总是用一种推崇、抬高、神化的基调，好像前人是不可以超越的，其实不是。民国时代的氛围、情形不同，相对来讲，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管制比较少，言论出版的自由比较多，自由探索的风气还是有。但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陈寅恪为什么写那篇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以后，学术自由的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来清华，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吓了一跳，陈寅恪写了文章，针对的就是国民党要用三民主义来领导学术。应该说，30年代以来已经变化很大了。“文革”前当然很强调政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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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回忆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荒废了二十年的光阴，你这一辈亲历的学术气氛跟那些老先生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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