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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我们的学术道路上基本上没有碰到张先生、冯先生所遇到的那种挫折、走过的弯路，国家也没有大的弯路，个人也没有。百年以来，应该说最近三十年还是最好的时代。军阀时期的战争，国共的几次战争，抗日战争，不同程度地对学术都有影响。后来形式上的军事武力战争没有了，但各种运动还是很多，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叫战争，但是这种革命运动更不得了。我们这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这些。百年以来，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进入学术成长的这一段，都没赶上这些事。这三十年中国学术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跟整个时代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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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对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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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今天没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真正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导传统。当然我们会关注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会轻易地受到影响。我们也会用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学术思潮，看它有没有什么用，但不会很盲目地弄到中国来，然后引起很大的冲击。另外，时代也变了，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走上了比较平稳发展的路，所以没有那么一个共同的大的历史背景、大的问题受到全民关注。从现代化来讲，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冲击还是现代化，全民对现代化的憧憬和全民族遭受的现代化挫折，是那个时代最深的心理基础。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有关的思潮进来，当然特别重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平稳发展的状态，谁也不能改变这条路，所以现在现代化的这套理论已经不受关注了。最近这些年来，政治哲学的影响比较大，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但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我们现在对西方理论已经了解很多。如果你一直不了解，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对你的冲击就很大。如果你每天看着它在成长，不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从一开始出现你就知道它，所以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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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自己读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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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多，但是我不会仅仅关注西方的纯哲学，我看的西方的东西很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我关注的西方的资源比较广。我想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维护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很多是要从其他方面来考虑。我们的研究特点不是把中国哲学的思想看成一个纯粹的东西，我们研究的方式也不是用纯粹的哲学方式进入它，因为它面对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另外从学科来讲，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学科叫“中国哲学史”，它本身也带有历史的涵义，中国哲学史跟中国思想史也不能完全分开。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多维的，我们需要的资源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纯粹的哲学里面来考虑中国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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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如何回应西方学界对儒学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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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以前美国的社会学家对儒学现代化的批评，要回应它，不懂社会学能行吗？不仅要有社会学的视野，而且西方是把儒学作为一个宗教来看的，那你不懂宗教学也不行。像美国、日本很多研究儒学的学者都是采用历史学或者是社会史，你不懂历史学、不懂人类学研究，怎么回应它的挑战？另外，关于儒学的话题，有很多是属于文化的讨论，你不直接进入文化讨论，怎么回应这些儒学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公共知识分子，儒学跟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儒家传统里面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些都不是哲学问题。在今天，以促进儒学文化复兴自命的知识分子，你肯定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注定你的研究要是多方面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在这方面，我的学术责任感比较强，把回应来自各方面的对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当作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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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儒家的传统思想里，是治国平天下，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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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相同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公共知识分子。我是接着余英时先生的一些讲法，他没有讲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从他对“士”的一些讲法开始讲起，最后讲到罗尔斯的问题。当代儒学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儒学跟人权的问题、跟政治学的问题，你也要面对，要讨论。所以，除了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文章，关于儒学、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多方面的研究、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不碰到，这是儒学在当代受到的挑战，我必须要做全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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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到处都看到儒家文化复兴的迹象，这么多《三字经》，这么多《弟子规》，小学生经典诵读，这些都是儒学复兴。“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社会”都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不单是儒家，当然佛教、道教也是讲这些，但是佛教、道教不是讲治国的，宗教有出世主义的一面。这都可以看出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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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儒家思想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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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现代社会应该是多元的，互相有张力、有补充，不能仅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法制这些现代性的要素，一定需要传统思想和文化。只讲个人主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能成立吗？只讲市场经济和理性经济人，不讲道德教化，这样是理想社会吗？任何一个东西不能够覆盖现代社会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元结构的现代社会里面，儒学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主要形态，它能抵御或者跟当代过于功利主义的市场冲击形成抗衡吧。在现代社会，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儒学的意义，并不是说它可以代替其他的一切，它不能代替民主、法制、市场经济。但是这个社会必须有普世的道德价值、对社会的责任、更高的理想追求，更不用说自由、平等、博爱。博爱和平等都是跟儒学有关系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它只有利没有弊，所以我们看一个东西要从一个结构的角度，这个结构里有好几个东西在一起能够互相弥补、互相平衡，这对社会是比较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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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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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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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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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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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的书房挂着王元化先生为他书写的“健笔凌云”。聊起来，尤西林和学界前辈王元化、李泽厚、高尔泰等多有交往，对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变，尤西林既有切身体会，又有学术思考。他希望结合个人体验，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梳理所经历时代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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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尤西林在成都中央黄埔军校出生。他出生于和国共两党均有上层关系的大家族。1954年，母亲把他送到西安市第二保育小学上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保育小学的教育通过人造的小社会把爱与善良提高到绝对的位置，并通过课堂教育与食宿游戏培养学生的道德纯正感：不能容忍压迫与残忍，必须同情与热爱穷苦的人。他走出保小校门，第一次目睹人力车夫上坡的艰难情景，冲动地赶上前俯身推车，这成为他后来民粹情结的少年起点。这也是后来他放弃高考申请去农场、“文革”中激烈反抗血统论、虔诚插队，以及始终坚持批判特权社会的一个渊源。他认为超出个人思想的一个资源背景是，由于家世与经历，他对时代有着切身的介入经验，这使他不会简单追随那些学理正确或感召力巨大的流行思潮，而保持着更深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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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尤西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以人道主义哲学与美学为学术依托，深度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在80年代后期致力于汉语人文科学理论与人文知识分子理论。1996年同时出版的《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与《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均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后一本书，受到大陆与台湾的中青年知识界注意，以四川大学为主体的“成都地区高校面向21世纪学术月会”曾两次研讨此书。今日已是汉语学术思想界骨干的几位学者都曾称此书是他们成长时期精读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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