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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文革”，但是缺乏哲学与社会史结合的反思。欧洲有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从哲学高度反思纳粹。中国人要对自己经历的20世纪的灾难，特别是后半个世纪深重的灾难，提升到本质意义上的高度来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应超越个人的恩怨利害，同时也不应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革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人事评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有著名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再有诗。这样的说法是站在哲学高度对欧洲精神变故的反思。研究那些执行毒气刑罚的别动队遗留下来的日记，将非人性的残忍行为仅仅归结为党派之争或者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则远未抵达事件深处。当然，在人文精神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有各自合理研究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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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是精神贫乏、肤浅、混杂的时代，全社会的道德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低落时代，这和经济所达到的空前繁荣，形成了极为奇特的对比。我的外公在1993年曾经看到某报上的一个消息：南方一个大城市晚间的火车站，两个刚下班的女工，其中一个怀孕了，被几个流氓纠缠，发展到当众轮奸，围观的达上百人，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才有人去打电话报警。我外公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西北联大的教授，他是19世纪生人，记得老人沉痛感慨“辛亥以来闻所未闻”。中国历史上曾有人类学意义的退化混乱事情，但有社会风俗背景。当代中国在空前进步的同时也有空前堕落。这一点必须不惜以尖刻的判断提出才有意义。中国伦理与环境的危机是空前的，这两项软指标恰恰可以毁掉中国。所以我不同意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片面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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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魔幻主义有很多讨论。有人说，莫言所生活的时代已经非常魔幻化，如果把近几十年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有非常离奇古怪的情节可融入到小说里面。对此，你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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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我没有看过莫言的小说，也没有读过经典的魔幻主义的外国作品，所以不好评价。实际上，迄今中国还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伟大的哲学作品。关于中国当代电影的评价，我作为一名观众而不是作为一位学者有不吐不快之感。我看了有限的几部电影，却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电影和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是相应的，包括声誉最高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的电影，都是比较低俗的。电影中有震慑感官的音响与场景、精致的技巧与虚假的时空故事，民族主义吼声下的市井气质，但让人震颤的现实生活细节与境界却阙如。中国当代电影缺乏境界，有一种时代性的俗气，我没有感受到真正的艺术品应该给人的那种震动和崇高提升感。姜文作为有魅力的男性气质演员另当别论，我们今天缺少有气质的演员是并行的严重现象。这也不奇怪，今天中国人的气质已经退化，演员状态是社会乃至种族状态的反映。工作疲劳之余我偶然打开电脑点击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看完以后的一周时间，我都被一种清新而崇高的追求自由的情感持续涤荡，精神处于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仅仅是一个艺术门类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文化精神处于一种很低下的状态。我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精神危机充满着高度关注，包括它的历史根源以及未来可能的重建。有的朋友口不离孔孟老庄，他们的问题意识也源自中国的现实生活及其精神处境，但是却忽视现代化这个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的历史大环节，因而这种古代范式的提撕缺乏生活基础。今天有两个文化解释的坐标，一个是古今，一个是中西。但是在我看来，古今要优先于中西，这四个维度中最关键的是“今”，也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因为我们所有言说者都是置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活世界决定着我们解释学视野的真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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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80年代走向90年代，你在学术研究和思考上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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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中国80年代文化有两个热，一个是异化热，一个是美学热，相互是支持的。美学热是较为安全的一种讨论方式。美学的核心就是作为异化的对立面，美学通过美和异化的对立来讨论人道主义的现实和历史。李泽厚、高尔泰是以美学的方式谈这些，王若水是以哲学的方式直接谈的。1984年我曾参加《经济日报》在北京八大处召开的一个观念变革讨论会。我这一组有周辅成、费孝通等前辈，也有许医农、孙立平、王润生、王炜等，结合现实谈观念、谈文化、谈哲学、谈美学，毫无顾忌。但一个关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判终结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于是，问题又颠倒过来，本来是为推动制度改革而谈思想，但形势的发展却导致：为了思想观念的解放，也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行条件。从而，1986年后，人文学科类的热点逐渐转为以社会科学为中心，法学、政治学成为真正的中心，至今它们还是中心。这折射出中国的现实问题处境。但正是今日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历史性变革呼声急迫之时，包括中国所承接的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传统负面结合的精神危机，更易被排斥于思想界视野之外。这两方面关系即使逻辑理顺也极其复杂。我以为，最近邓晓芒与刘小枫的论争恰恰各自代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意识，都是有重要思想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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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你为什么对宗教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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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我自己没有能力跨越进入经济学和社会学，因为那要求专门化训练。我的基础实际上是人文科学，我必然要进入精神科学的最高端，也就是从信仰层面加以研究。宗教只是一个典型形态。但还有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信仰。通过对基督教的研究，了解了西方文化根基，不仅从精神哲学的角度知道它的根源，而且我也通过研究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改革，明白了它是现存的几大宗教中唯一受过现代化洗礼的宗教。基督教和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关联，包括了民主、法治、人权等。1517年马丁·路德改宗，掀起了现代性意义也就是人文科学意义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超越社会统治层面的宗教教会而赋予每一个个体与上帝无中介的直接关系，从而使现代人获得最高的一个元点。这种最高的关系会从信仰层面逐层下降，而成为后来的洛克政府论以及卢梭的契约论，也就是现代民主和人权的来源。包括大学，实际上起源于修道院，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的人文精神信仰渊源》。现代化实际上是要以精神团契为基础的。这个团契在西方就是基督教团体，中国辛亥革命则是文学社这些团体直接起作用。但是“文革”结束以后，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单位所有制的解体，中国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团体了，中国主要的现行活动几乎都已失去内在的信仰支撑而交付利益驱动，这才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缺失（而不是什么“教育”缺失）。拜金主义统治下寻求人性呼吸的民众，宗教自然成为一个替代品。教会天然会接纳这些无信仰同时有精神团体需要的民众，这就是几大宗教都蓬勃发展的原因。但是宗教不是人性精神团契的唯一选择，它更普遍的选择是人文团契。我们要区分宗教和信仰，要看到信仰是一个更大的人文科学范畴。我对宗教的研究，是沿着美学、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解放这些相关论域展开的。宗教及其更为普遍的信仰必然要还原到现实的社会与历史，因而必然要联系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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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认为自己的研究对当下中国以及未来中国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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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这么讲我不敢当。我近十年很悲观，关于知识分子那本书，2006年增订版后记中我就提到隐逸的现实意义。我房间悬挂的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露了我这样一个追求自由却始终以边缘为故乡的知识分子的最深层的宿命感。但愿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生存在这样的悲凉情调中。我会越来越重视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即努力让个人生活方式趣味化甚至意义化。但我始终对那些关注并投身社会公共建设的人深怀敬意，若有机会，我当然还会面对公共问题。我是在中国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解放以及精神探索中成长起来的，我晚年要结合我的“文革”经历，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方面做研究。这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思想史研究，它既以个人现象学式的实在体验为基础，同时又是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性的研究。我要运用几十年的学术训练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做新的研究。当然这个社会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希望用这样的工作更清晰地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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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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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杨小彦 视觉时代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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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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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广州。1978至1982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84至1987年于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硕士，1999至2004年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有《艺术史的意义》（合著）、《尚扬评传》、《篡图》、《新中国摄影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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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杨小彦很跨界。他本科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师从艺术史家和翻译家迟轲教授学习西方美术史和艺术理论。四十岁以后又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制度出名的吴庆洲教授。杨小彦先在花城出版社，后到岭南美术出版社，从普通编辑做到常务副社长。20世纪末随家人出国，到加拿大温哥华住了五年，一方面在一家研究机构做文化史研究，一方面担任当地一家中文电台的时事评论员，用广东话评论时政。2004年，杨小彦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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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杨小彦是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管学院科研，并兼任媒体创意设计系的主任。他的研究方向是整合了视觉理论、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视觉传播学”。与此同时，杨小彦还受聘于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在人文学院带研究生。受聘期间，杨小彦帮助广州美术学院建立了艺术管理系，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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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的父母是老报人。父亲杨家文解放前是《湖北日报》中共地下党的一员，解放后在《长江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并用“周敏”笔名发表诗文。1954年南调广州，到《南方日报》任职。1957年参与《羊城晚报》创刊，成为“花地”副刊主编，一直干到退休。“文革”前的《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以每天一页的版面，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作品园地之一，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杨家文与后来成为“胡风集团”四员大将之一的绿原交往密切。1954年“胡风集团”案发，杨家文受到牵连。幸好其时他已南调，《南方日报》社长黄文俞对外来干部特别爱护，以不了解情况为由，让杨家文回《长江日报》接受审查。半年以后，审查大致告一段落，《长江日报》以“编辑与作者的普通关系”为由，让杨家文脱离“胡风集团”案，重回《南方日报》。这一经历对中年杨家文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让他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以至于沉默成为这位老编辑的人生取向，不再胡乱说话，躲过了此后的各种运动，直到“文革”初期，才再次受到打击。当年杨家文曾用旧诗记下了对此事的复杂感受：“一别经旬路几千，几回转侧不成眠。恶梦纠缠如恶鬼，度日艰难似度年。杯酒岂堪抒积郁，片言未肯瞎胡编。中宵默默灯前座，遥想南州月正圆。”这首“反诗”长期留在杨家文的脑海中，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环境有所改变，他才用笔记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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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时，杨小彦在广州出生。“文革”前的日子，在儿时的杨小彦看来是平静的，中国社会的紧张，暂时没有降临到他身上。“文革”前夕，北京重点批判“三家村”，向媒体人开刀问斩。广州则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羊城晚报》，尤其是刊登了大量“文艺黑线”文学作品的“花地”。这一次杨家文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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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杨家文常常沉默，偶尔会有旧诗，只存留在脑海里。家中无书可看，小儿子杨小彦也不用上学，杨家文对他的学习有了某种担心。一天，他拿了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了一首苏轼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杨小彦去背诵。从那天开始，在一段时间里，杨家文断断续续地给小儿子讲解了部分旧体诗词和个别古代散文。没想到这成了杨小彦在革命年代的“旧学”教育，不成系统，但多少填补了无知年代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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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杨小彦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放到广州郊区的从化民乐茶场。虽然是广州郊区，但农村的贫穷与困乏仍然给年轻的杨小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时的生活很单调，但幸好杨小彦喜爱绘画，中学就已拜师学习，老师是当年《广州日报》的美术编辑单柏钦，算是有一技之长。来到农场不久，杨小彦才开始意识到“一技之长”的好处。那个年代重视宣传工作，因此也就需要适应宣传的美术人才。杨小彦的美术特长让他获益良多，首先就是不用那么频繁地到茶山劳动。这让杨小彦兴奋，比在高中时更起劲地学习美术，提高技艺。不久，他就被抽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队，出墙报和写“运动简报”。半年后，工作队任务结束，因为有美术和写作的双重能力，杨小彦很快给调到场部，在“运动办公室”干起职业宣传工作。很多年以后，杨小彦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说：“幸好下乡了，否则怎么可能会起劲地去学画？不起劲地学画，又怎么能幸运地考上广州美术学院？而且还是最难考的油画系！”大概从那时开始，杨小彦就选择了自己的终生职业，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