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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密切相关。《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四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近年曹锦清则致力于梳理中国近代史，但是发现这种梳理很难。“现在东西方变动太快，目前我们都无法定下来。东西方关系的判断是梳理古今判断的先决条件。这个判断不稳定的话，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叙事就不能稳定下来，对未来的预计也会动荡。所以，国内思潮的混乱都跟这有关系，东西判断不清，古今叙事不明，大判断不明，很多微观研究无法进行。”曹锦清现在发表欲很弱，他一直对复杂性有一种敬畏，自认在复杂性面前没有什么高论可以跟读者去分享，而对喧嚣的声音也不屑一顾。他笑道：“可能跟年龄增长也有关系，年岁上去以后，心比较平和。对于文字能不能够影响别人，我越来越怀疑了，看来很难。通过文字去认识中国，去改造中国，那是五四那一代学人的抱负，至少我是彻底没有了。文字是连周边的人都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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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现在的生活有点像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而他十四岁开始就记日记，除了动乱时代断过几年，他到现在有三十几本的日记。“很多人劝我拿出来出版，我说，到我死了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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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路，曹锦清觉得不必悲观，也不必乐观。“与其悲观，还不如乐观点好，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做出乌鸦般的预言，没有必要。总的来讲，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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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就你的生活经历来讲，小时候对农村生活还是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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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五到十岁的时候，我在外婆家，是农村；十岁以后到读高中，基本上每年或者隔一年我就会到农村去，那时候还是公社时期。我对农村、农民、土地、山山水水、田野还是保有一种亲切感。所以，我十岁以后到上海来，对高楼、马路、陌生人挤来挤去，反而不是很适应。这种亲切感好像长期保留着，所以对稍大一点的城市就有一种陌生感。如果要找一个研究对象，一般来讲，县城就不行。要研究，乡镇还可以，自然村这一级还可以，那里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像上海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大都市，几千万人怎么生活，怎么组织起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城市就有一种巨大的陌生的流动的感觉，要从理性的层面驾驭它，就觉得力不从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提出“社区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社区。他对社区的界定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自然村级的社区，再大一点，乡级的自由社区，县也是一个社区，最大的社区是都市。都市作为一个社区，怎么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根本不可能。用他的方法研究社区，大概是自然村的范畴。原来他的姐姐那个江村——开弦弓村，最多也就几百户人家，后来云南三村，户数也不是很多的。这样可以直接参与研究，况且这个村的土地、人口、劳动力、家庭结构、收入来源、怎么消费、各种阶级关系，这里面可能引出一些结论。他从来没有把县作为一个社区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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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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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二三十户人家吧，所以都互相很熟悉的。我们那个村算是一个生产小队吧，浙江龙游一个丘陵山洼里面的一个小村。那里的村落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因为从小在那里长大，到上海来了以后，就不是很适应，要讲上海话，融入到上海的社区里面也是有点困难。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阻碍，上海人会欺负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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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后来能讲上海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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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上海话能讲。但我对什么是上海人，感觉比别人敏锐一些。对农村有一种亲和感，研究的时候还是以农村为基础，到农村去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理解透彻这样一个村落、一个乡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城市到处是秘密，满街陌生的人来来往往，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吗？但是在农村，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开的，你只要有一种亲和力，老百姓信任你，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乡村研究跟城市研究不是一回事，城市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各种统计。所以城市对于研究者来讲，它的巨大、流动和陌生，要从理性上、概念上去把握是很困难的，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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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文革”十年，读书有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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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文革”十年，我本人是没有间断的。我们是1968年12月上山下乡，我被安排到崇明农场，当时叫东方红农村，现在改名为长江农场。一个班的人，一部分搬到那里去。我那时已经读到高二了，读书的习惯基本养成了。在农场里，下雨天就不干活了，所以闲暇时间还是不少的。我在农村待了四年，基本上都在读书。后来我做了连队副指导员，在场部的时间可能多一点。在农村，一下雨就不劳动了，就待在家里，没事就打牌，有些人爱学习，还组织了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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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能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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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当时估计到农村去最多两年，我们还相信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认为是短期的锻炼，将来总是会起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也读了一些书，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积累知识总是有用的。当时也安慰自己：有才能有知识，国家不用是国家的错，没有才能是我自己的错。所以，当时在这种心理之下，在那里还是继续读书，至于读什么书，是有所变动的。因为当时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出路，想搞一些文学创作，写点古典诗、小说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先把中国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的重要著作，能够收集到的，也拿来读了，从《离骚》开始，读得比较多的就是唐诗宋词，还有小说。也把俄罗斯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都记录下来，能够拿到的重要著作也看下来，从普希金看到肖洛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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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两个原因，我没有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一来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行，缺乏形象思维，写出来的小说干巴巴的，不好。另外，隔壁农场有一个人，写了一部反映农场的小说，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说反映了太多的农场生活阴暗面，他被打成反革命。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我们原来的读书小组就散了，大家都有点怕。我对文学的兴趣渐渐淡了，转向了读历史。读的第一部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以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倒很冷静。因为我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理解为大唐时期的武则天和几个酷吏来俊臣、周兴之间的关系，武则天是利用这两个酷吏来收拾那些不服从她的李氏集团，收拾得差不多之后，她要平息怨愤，要平反冤假错案，用那些打服了的老家伙来清算周兴和来俊臣，“请君入瓮”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历史很有用，历史还活着，历史不会消失。这就成为我研究当代社会的主导想法，因为近代以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历史进程不断地被切断。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切断了，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制；1949年也切断了，认为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阶段；到了“文化大革命”也切断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被切断了。总而言之，近代一百多年被切断了好几次，而且都是自觉地要切断。在“文革”当中，我觉得历史在延续，历史当中的很多内容可能就改换了名称，甚至是制度包装，但是实际内容一直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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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调我去做中学老师。我们这一届培训了一年半，当时我就觉得要读历史系，所以我就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72到1974年，我大量地阅读历史书，我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是在这一年半储备起来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没回家，把中国的五六种通史断代史都看了，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但是《汉书》、《后汉书》比较深，当时有没有读懂很难讲，算是翻过了。同时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马恩的二十几卷通信我都看了，后来就教书。所以，我基本没有中断读书，凡是有助于理解社会的书我都找来看，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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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的兴趣是文学，后来是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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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读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问了一些老师，老师也解答不出来。历史本身是永久地消失了，我们谈的历史是当事人和后人的追忆，就是保留在典籍里面的，这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关系。后代人通过史料来复原当时的史实，这里就牵涉到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史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当时以为哲学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所以考上复旦大学以后，我就转到了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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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读历史是在哪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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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华东师大，读了一年半，1972年9月到1974年，结束后就分到蓬莱中学做历史老师。那一段时间是我读书最用功的时期。在蓬莱中学教了两年书，到1976年有机会到西藏去援藏教学，在西藏拉萨待了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还在西藏，1978年我就赶回来参加高考，这一次就考复旦哲学系。读哲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也对自己的人生问题感兴趣。这跟梁漱溟有点接近，因为他早期也对人生问题发问，后来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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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思考的是人生问题，“文化大革命”来了就考虑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就切入到想从历史里面寻找答案，又从历史返回到哲学。到了后来很晚才知道，人生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里面最具哲学意义的问题。当我写完了《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这本书之后，才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中谈到，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当中最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意义问题。当时看了，我就想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引出社会学的解释，这也引导我转向社会学领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一直认为是有答案的，当时我还决心要在二十五岁以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意义问题解决了，把人活着干吗、怎么活着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直接地去生活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些人谈意义问题、人生问题，就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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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读哲学系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人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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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因为哲学里有N种回答，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有一种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佛家整个认为人生就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也有各种回答，吃喝比较有意义，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有意义，还是光宗耀祖比较有意义，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哪个是绝对的真理？谁能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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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所以就从哲学转到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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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当时我本科就在复旦毕业，但是后来都要回流，就到华东师大读助教进修班，读硕士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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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已经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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