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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调我去做中学老师。我们这一届培训了一年半，当时我就觉得要读历史系，所以我就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72到1974年，我大量地阅读历史书，我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是在这一年半储备起来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没回家，把中国的五六种通史断代史都看了，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但是《汉书》、《后汉书》比较深，当时有没有读懂很难讲，算是翻过了。同时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马恩的二十几卷通信我都看了，后来就教书。所以，我基本没有中断读书，凡是有助于理解社会的书我都找来看，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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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的兴趣是文学，后来是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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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读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问了一些老师，老师也解答不出来。历史本身是永久地消失了，我们谈的历史是当事人和后人的追忆，就是保留在典籍里面的，这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关系。后代人通过史料来复原当时的史实，这里就牵涉到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史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当时以为哲学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所以考上复旦大学以后，我就转到了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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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读历史是在哪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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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华东师大，读了一年半，1972年9月到1974年，结束后就分到蓬莱中学做历史老师。那一段时间是我读书最用功的时期。在蓬莱中学教了两年书，到1976年有机会到西藏去援藏教学，在西藏拉萨待了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还在西藏，1978年我就赶回来参加高考，这一次就考复旦哲学系。读哲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也对自己的人生问题感兴趣。这跟梁漱溟有点接近，因为他早期也对人生问题发问，后来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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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思考的是人生问题，“文化大革命”来了就考虑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就切入到想从历史里面寻找答案，又从历史返回到哲学。到了后来很晚才知道，人生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里面最具哲学意义的问题。当我写完了《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这本书之后，才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中谈到，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当中最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意义问题。当时看了，我就想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引出社会学的解释，这也引导我转向社会学领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一直认为是有答案的，当时我还决心要在二十五岁以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意义问题解决了，把人活着干吗、怎么活着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直接地去生活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些人谈意义问题、人生问题，就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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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读哲学系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人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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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因为哲学里有N种回答，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有一种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佛家整个认为人生就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也有各种回答，吃喝比较有意义，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有意义，还是光宗耀祖比较有意义，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哪个是绝对的真理？谁能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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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所以就从哲学转到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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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当时我本科就在复旦毕业，但是后来都要回流，就到华东师大读助教进修班，读硕士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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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已经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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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1985年、1986年我已经基本上转向广义的社会学领域了，就看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一些著作，主要是理解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尤其1982年公社体制解体，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后，整个农村社会就开始变动起来了。到80年代中，城市改革开始提上议程，城市也开始变动起来。成立了文化研究所，当时还是讨论文化问题，但整个研究要转向国情，转向实证，转向历史，就等于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刚写完，就转向社会学研究。所以，社会学我也是半路出家，我的本行应该是史学和哲学，哲学我相对比较熟悉一点，自以为对哲学好像有点悟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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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怎么做起“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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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1988年末，我们文化研究所十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一个组搞农村研究；一个组搞小城镇研究，当时费孝通在提“小城镇，大问题”；一个组搞国企研究，当时国企改革；第四个组打算搞比较现代化研究，通过各国的比较来加以研究。当时真正付诸实施的就是我们这个组，我和张乐天跑到他老家浙北海宁去做调研，原来估计是一年，后来实际上搞了四年。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有的人就下海了。这个所，跑的跑，散的散，我们还是继续在搞。有些人出国了，我们觉得出国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年龄也不小了，跑到美国去干吗；搞美元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到美国去求知的话，我关注的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教授也不可能给我什么教导。1992年，他们原来有一个组搞国企研究的，搞了一半没有做下去，我就接过来搞了，但发现国企用实证研究非常困难，到农村可以做调研，企业里面几乎无法调研。第一，接受采访度很低；第二，企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企业里面各种核算等等也不会对你开放，企业里面的厂长经理也不会把你当回事。总而言之，在企业里做调研成本太高，所以后来就转为半理论的研究，写了一本《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也花了几年时间。到了1995、1996年，打算到中部去搞研究，后来就有《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之后我打算到西部去搞研究，当时我想把县作为一个社区，县是非常古老的，而且有的县是一个语言区、经济区，又是政治区、文化区等等，比较完备。而县以下的乡镇，乡镇以下的村是不独立的。这样就要求这个县的信息直接对我开放，各乡镇对我开放，各村对我开放，各农户对我开放，一年为期。我写好了材料交给他们审，他们不同意的就不发，同意的就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想进这样一个县，通过很多努力，都说你调研的话，来啊，欢迎啊，就是一个礼拜，最多十天。这已经是90年代晚期，那个时候正是农民计划生育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又是中西部这种地方，充满着不能够对社会开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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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黄河边的中国》的写法很多都是用日记，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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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出版这本书我也是犹豫不决的，原来书前还有十个报告，按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十个主题，每个主题我大概写了三四千字，放在前面作为总括的；后面想附一章，叫“历史与理论”，最终加以概括。后来写了半年都觉得力不从心：把现在的农村放到百年进程中来概括一点东西，觉得非常苦。后来朋友建议，用不着替读者想那么周到，你就把事实呈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中部农村的事实，在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基本上被媒体、学术界遮蔽了。当时沿海城市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只看到美国、与国际接轨的东西，认为农村问题基本解决了，分田到户以后，情况比较好。被媒体、学术界遮蔽的事实，呈现出来本身是有意义的，引起公众对这一领域的注意。我的意思是，与国际接轨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与中西部脱轨。快速与西方接轨的同时，与国内整个中西部脱轨，这样改革开放是会翻车的。通过这样一种直观的、扫描式的东西，基本上把它反映出来了。让这些被研究者直接出场，让他们自己来陈述，我只不过提供一个平台而已，或者在具体里面就可以呈现一般。有的农户家庭的经济我都反复呈现，包括农民负担都反复出现，通过家庭的会计反复出现。当时编辑部是不接受的，说我重复太多，我说为什么要重复，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自然的缺陷，不可能按原来统计的方法来。我要反映整个中部的一般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的话，要通过东西南北中的不同的个案，而反映出一般的情况，反映出农民负担情况是怎么样。用这个方法是反复考虑过的，这样来表达更好一些。稿子到了出版社去校对，初稿出来以后，印了十本，是大字本，是到上海党委的印红头文件的印刷所，所以校对就特别认真，一校，二校，三校，四校。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最后一校叫我去了，我看了看，字不多，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完了。好了之后交给他们，几个校对就站起来了，我很奇怪，其中一个就跟我讲：真的谢谢你。我说：谢我什么？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印红头文件的，红头文件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中国，你告诉我们的是那样一个中国，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当时我很感动地说：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有胆量把它出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要比用学术语言概括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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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研究，可以知道社会情绪是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的，看到的当然是社会事实，听到的，感受到的，他们表达的那种社会情绪，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某种社会情绪，也是事实。书是可以这样写的，书出版以后也被更多的人认可。但是习惯上社会学著作一般不这样表述，比较接近于《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这本书。当然这本书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它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西方近代的著作习惯，一般来讲有演绎性质，材料组织起一个框架，然后解释，最后得出某种结论来。我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加以概括，现在越来越做不到。跑的地方越多，越不敢对中国做概括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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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到下面去调研，你的生活都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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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我本来是农村出来的，再说原来在上海条件也一般，不是特别富贵的人家，只是一般的工人家庭；又到农场里待过几年，在西藏也待过两年，什么样的环境不能适应呢？当然现在年纪大了，上海这些年的条件好了，每天要洗澡，不洗澡就受不了，如果晚上睡不好的话，就不大行。四十岁以前都没有问题，都很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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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的农村生活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这三十几年变化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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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首先，1982、1983年分田到户，农民就获得了支配土地、劳动力和一定农产品的自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从1972、1973年开始，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生产化肥的设备，还有直接进口的化肥，所以从1974、1975年以后化肥投入量持续增加，一直到1984、1985年。化肥投入量跟粮食产量是同步增加的。另外，前三十年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灌溉面积增加了，种子改良，加上1978、1979这几年，国家第一次对农民大规模让步，提高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翻了一倍多。这几个要素加起来，我们就看到1992至1995年，粮食产量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有较大规模的提升，1976年的粮食产量大概是五千九百亿斤，到了1984年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了，就有八千亿斤了。这样，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一百多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饥荒问题、饥饿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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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研，是不是对中国农村改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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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是。改良种子是解放以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上海原来有很多好的品种，像老来青，有N种，各个地方、各省都来搞。一直到了袁隆平，有了重大的突破，和野生稻的杂交。但是，并不是袁隆平一个人，而是袁隆平们，像这样的研究机构非常之多，像小麦、玉米还有其他杂粮都在改良粮种。所以90年代粮食产量的提高，粮种起主要作用。所以袁隆平的功劳是不可没的，这三十年如果有最大的功劳的话，第一就是袁隆平。地上是袁隆平，天上就是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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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非常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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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世界各地良种的引进，包括原来我们吃的葡萄都是酸酸的葡萄，现在从日本引进了巨峰葡萄，这是全球化的好处。至于化肥用得太多了，物极必反。农药应该是属于污染了，还有除草剂。农药施了以后，一下雨，大部分肥料和农药都通过沟渠冲到湖泊里，整个江流湖泊的富营养化，农药起主要作用。第二是城市洗衣服的肥皂粉，冲下去了，也要经过江流湖泊，里面也是富营养的。这样就引起了所谓蓝藻现象，都是和湖泊的富营养化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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